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国际范围内有过重大争议。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在实践中进一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理论上实现三重超越。

经济思想史上的三重超越

一是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经济无需政府介入,只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凯恩斯经济学虽然反对自由放任,但是,它所主张的政府干预仍然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政策设计。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强调的侧重点虽然不同,但两者都将资本主义作为最合适的经济制度加以提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相结合,这远远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二是超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解释。根据对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理解,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水火不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中,突出其经济手段功能和具体制度属性,突破了将市场逻辑等同于资本逻辑的传统思想束缚。同时,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全社会充满了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也是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解释的新超越。

三是超越市场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市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存在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在对待公有制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有一个从提倡到淡化乃至否定的衰变过程,而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这种意义上说,相比西方左翼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将在科学性、现实性、影响力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的重大超越。

世界现代化难题的有效破解

如何处理好活力与秩序、效率与公平等方面的关系,可谓世界现代化史上的难题。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对世界现代化难题的积极有效的破解。

着力化解活力与秩序的矛盾。西欧在资本主义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活力与秩序相矛盾的现代化难题。与西方发达国家依循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的“串联式”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发展、“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遭遇现代化的普遍矛盾以外,还会面临传统、现代、后现代等“时空压缩”、多期叠加的特殊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注重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努力实现张弛有度的治理节奏、宏观环境,避免和化解“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引导,着力培养正确的劳动观、价值观、财富观,“形成劳动创造财富、实干创造业绩、奋斗创造幸福的正确导向,防止轻视劳动、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坐享其成、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充分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消灭剥削和压迫从而实现社会公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实现更高的社会效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世界经济史表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有优势,但面临经济外部性和调节滞后的问题,存在公平性缺失的弊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目标、制度设计角度看,市场经济强调效率,社会主义强调公平,两者的结合将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从实际运行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仍未度过“磨合期”,市场决定与政府调控之间的协调仍然面临考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在这方面,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实现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统一、“放得活”与“管得住”的统一,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

整理:燕巧

摄影:郝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