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闯
现在，人们出行可选择的交通方式多种多样。除了自驾，长距离出行可以坐飞机，中长距离坐高铁动车十分便捷，特别是高铁，既快捷又舒适，乘坐的人越来越多。高铁的座位，最普通的是二等座，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一等座更为宽敞，经济条件较好的人以及机关单位有一定级别的人员公务出差时，会选择一等座。商务座在一列火车上数量很少，票价明显高出许多，能乘坐的人也就更少了。
我老家在川东涪陵，川东多山，几十年前道路交通条件很差，没有高速公路，所以外出很少乘车。而老家又在长江边上，因此出行主要依靠坐船。我婆婆一辈子没坐过汽车，却见过长江上往来的登陆舰。
长江上的客船，短途的，当地人一般称其为“机动船”，通常在涪陵丰都或涪陵高家镇之间往返，沿途要停靠许多小码头。长途航船一般叫做“东方红”，后来还有“江渝”“江汉”号系列，我们小时候都统称它们为“东方红”。这些船都比较大，通常有几层楼高，在长江上航行起来颇为壮观。有一阵子，我们放学后从江边沙滩路回家，远远看见上游有大船驶来的影子，就比赛谁最先看清船名。大家一阵狂奔向前，这既考验速度，又考验眼力，因为在奔跑过程中既要看着船，又要留意道路，还要选择最佳的路线地形，有时也可以根据船的形状预先猜测，所以这个比赛比的是眼疾腿快，还要比脑袋的反应速度。每次最先猜中的那个同伴，都是在大家一阵哄闹中，甩着书包一阵狂奔乱窜，洋洋得意。
短途的“机动船”一般只有散座，就是在舱房里排列着一些长条凳，有的是固定的，摆放得整整齐齐，有的没有固定，横七竖八。坐船的大多是当地赶场、走亲戚的乡人，舱房里堆满箩筐、背篼，还有鸡鸭猪等，弥漫着汗味和叶子烟味，乡土气息十分浓烈。虽然“机动船”上的散座条件较差，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期，能坐上机动船，离开自己的小天地去外面看一看，哪怕只是到几十里外的区上或县城，也足够让人谈论一阵子的。
记得第一次坐“东方红”，是母亲带我去看望在重庆工厂工作的父亲。我们从乡下坐“机动船”转乘“东方红”到重庆。凌晨，在涪陵龙王沱江边码头，我第一次看到灯火辉煌的大船，心里十分激动。上船后，我拉着母亲到处找座位。“东方红”的座位不像“机动船” 的散座，它分了舱位等级。我还停留在“机动船”的印象里，拉着母亲下了一个有点陡的楼梯，我挣脱母亲的手先下到舱房，看到一排排有点像火车硬座的座位上坐着、躺着一些人，他们的穿着打扮比老家乡人要好很多，我一下子懵住了，也被吓到了。这时母亲刚下到楼梯一半，我赶忙跑回去慌张地对母亲说，我们走错了，这是船员室。母亲朝下望了望舱房里，摸了摸我的头说，这是五等舱。
从小学四年级起，我转学到父亲工作的工厂子弟校上学，从此便独自在川江上来来往往，在“机动船”和“东方红”之间换乘，坐着五等舱上学、回家，如此从小学四年级到师范毕业，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在当地乡人的眼里，这样的举动已经很了不起了。每次假期回家，大家都好奇又兴奋地到我家里问这问那，十分热闹。有一次，我带了一本叶永烈写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回家看，结果在伙伴们中间传看了很久，直到假期快结束要开学了我才追回来，当时书已经被翻得不成样子了。所以，那时我对五等舱这样的最低舱位，非但没觉得不好，反而因为能够坐上这样的大船去城里上学，感到十分自豪。
后来参加工作，因为公务出差也在长江上坐船往返。有一次去武汉，坐的也是“东方红”。根据当时工厂的规定，我可以坐三等舱。四等以上的舱位与五等舱有了根本区别，因为四等以上就有床位，可以躺平睡觉，三等舱比四等舱人少一些，条件更好。那次是我第一次坐三等舱，因为是长途，在船上大概坐了两三天，一路昏昏沉沉，感觉十分平淡，丝毫没有上学时坐在五等舱里，瞪大眼睛观察周围的人，或是与邻座的大爷大妈、叔叔嬢嬢、哥哥姐姐们闲聊时的兴奋感觉。再后来，我也坐过诸如伊丽莎白号这样的豪华邮轮，航行在大西洋上，有豪华包间，邮轮十几层高，可以远望一望无际的大海，但一路也是昏昏沉沉，吃吃睡睡，没什么太大的感觉。
五等舱在“东方红”上是最低的舱位，但在生命开始蓬勃发展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一艘载着少年理想从故乡出发的大船，我们才能在人生的航道上，无论顺流逆流，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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