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两点论 四川农村日报 常秦
25元举报500次、1200元包下架、28.8元拜师学“打号”……短视频平台上的恶意举报，被做成了明码标价的生意。新京报暗访调查揭开了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全貌：有人捏造事实批量举报，敲诈视频创作者“保护费”；有人收钱替品牌方“平事”，靠打压对手牟利；还有人招收学徒、传授话术，让恶意举报变成可以复制的“手艺活”。有“打号者”甚至公开晒战绩——“1个月挣了5万多元”。
恶意举报的真正杀伤力在于，不挑内容对错，只挑下手对象；不看证据真伪，只看材料够不够“唬人”。
从法律层面看，伪造材料恶意举报绝非“小打小闹”。2026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不得滥用投诉举报权利，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2026年7月启动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将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列为打击重点。法律规定可谓十分清晰，但现实中恶意举报屡禁不止，核心原因就两个字——划算。
事实上，举报与申诉成本严重不对等。恶意举报者往往借助AI伪造材料，利用平台漏洞快速下架合规内容，作案成本低、破坏力强。而被举报的创作者要填复杂表格、提交身份证件、反复补充材料，等来的往往是“不予解封”。更荒谬的是，有博主申诉时被要求提供“投诉人的授权”，如果连投诉人是谁都不知道，谈何授权？
而平台将“恢复”视频的权力交给举报者，自己退居幕后，则是把矛盾甩给普通用户。这种先下架、后复核的审核逻辑，在客观上为黑产提供了便利。当举报材料可以伪造、他人肖像可以张冠李戴、报案回执纯属虚构时，平台仅凭一纸投诉便仓促下架视频，实属草率。更严重的是，黑产从业者研究AI规则、迭代话术、伪造材料的速度，甚至跑在了审核机制更新的前面。AI无法识别举报材料是否为伪造，无法核验投诉人与被举报内容是否存在真实利害关系，这给“打号者”留下了巨大的可乘之机。
举报权本是平台赋予用户的公共治理工具，不能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谁把举报玩成生意，谁就该承担相应责任。平台需要升级审核机制，让AI初审与人工复核并重，对存疑举报增设人工复核环节；畅通申诉渠道，别让创作者为莫须有的投诉耗尽心力。监管部门也应顺藤摸瓜、露头就打，斩断接单、收徒、牟利的完整链条。唯有让违法成本真正高起来，“打号者”付出的代价足够大，恶意举报才会减少，举报投诉才能回归保护合法权益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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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黑产生意的市场空间很大，因为有戾气的人的确不少。相关的法规还缺少一些细则，让黑产从业者的违法成本过低。希望盲区能越来越少，社交平台的空气能更加清新。
拒绝恶意举报
保护合法权益
杜绝恶意举报，保护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