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仁丽
四川人民艺术话剧院编排的话剧《苏东坡》，呈现出了苏轼从44岁至64岁这段时期多次被贬，人生之路充满坎坷与波折的人生经历。话剧没有刻意渲染苏轼作为才子的传奇故事，也没有过多地描绘复杂的政治斗争情节，而是刻画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展现他在命运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怎样守住本心，最终在苦难中实现自我突围、超越自我，展现坚韧与旷达品质的过程。
身处绝境的挺立和坚韧
话剧以乌台诗案作为开篇，直接进入苏轼44岁时那段人生灰暗的时刻。囚车、冷椅，官员严厉的弹劾、苏轼悲愤的辩解，构成强烈的冲突。苏轼委屈、不甘，对家国怀有赤诚之心，对无常的命运感到迷茫。
在这段剧情中，最动人之处是苏轼真实存在的脆弱、不甘于屈服的坚韧。狱卒大声呵斥，同僚落井下石，虽然处于绝境中，他始终不肯低头，既不认罪也不妥协，坚决坚守文人应有的尊严、底线。
话剧没有把他塑造成英雄形象，而是写出了坚韧的起始点，也就是人处于绝境时，不会崩溃、不会沉沦也不会放弃自己。这份“不肯低头”的骨气，为后来的黄州突围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苏轼幸运地逃过一劫后，被贬到黄州，这成为他人生中首次出现的“触底反弹”情况。在舞台上，原本朝堂的那种华丽景象被朴素的田园替代，田地、桌子、农具，暖色的灯光透露出勃勃生机。这出戏没有对苦难进行美化，而是展现出他当时的窘迫状况。
这出戏着重刻画的是苏轼怎样在困境中站起来。他耕种、研究美食、与农夫结交，给自己取号为“东坡居士”，在烟火气息中寻回生活的力量。
苏轼的坚韧，并非是“不怕苦”，而是在苦难中寻找乐趣，在困境中坚守自我。就算身处低谷，也始终对生活饱含热爱。
屡贬不移志的旷达和坚守
苏轼在黄州展现出的乐观豁达，本质上是自我精神突围的一种具体呈现方式。在惠州和儋州时期呈现出的淡定从容状态，是其坚韧品质不断深入发展进而实现升华的过程。他最先踏上自我突围之路，此后朝着“心怀天下、造福百姓”的担当境界前行。
话剧呈现出的惠州，相较黄州而言更偏远且条件艰苦。苏轼晚年时，在政治方面彻底处于边缘位置，身体状况欠佳，亲友也纷纷离散，就连心爱的侍妾都在此地因病去世。倘若换成普通人，恐怕早已崩溃，然而，苏轼却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话剧没有把他的这份乐观描绘成“没心没肺”的样子，而是展现出他在看透诸多苦难后拥有的通透与从容：他能接受命运的不公，却不会被命运击败，并且始终心系百姓疾苦。
在惠州，苏轼坚守文人的责任，捐钱修桥、引水灌田、教化百姓，把贬谪之地变成“心安之所”。舞台上没有展现宏大政绩，只有他教百姓识字、为孩童治病的细碎温暖。他把苦难过成诗意，把逆境活成风景，这份坚韧与旷达已超越个人悲喜，升华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生命智慧。
在儋州篇章中，62岁的苏轼被贬至海南岛，那里无肉可食、无药可医、语言不通，几乎是九死一生。话剧用荒草、孤灯、冷寂光影，将绝境氛围拉满。
苏轼没有抱怨、颓废，他搭建茅舍、开垦荒地，开办学堂。白发苍苍的他，在油灯下教书、在海边与乡民谈笑，即便生病也坚持著书，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将流放变成生命体验，也诠释了坚韧是在一次次打击中磨炼而成的。
写意舞台与鲜活表演
话剧《苏东坡》的艺术魅力在于，以简易且写意的舞台形式，承载具有厚重内涵的内核，使坚韧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号，而是成为能通过视觉进行观看、凭借感知有所体验、借助情感引发共鸣的舞台形象。
话剧在舞台设计方面运用宋代舞台美学的写意风格，舍弃繁杂冗余的舞台布景，借助可开合的透光幕布、动态的山水画面、能达成冷暖交替效果的灯光达成场景与情绪的转换。
乌台诗案呈现出冷色压抑之感，黄州躬耕展现出暖色从容之态，儋州透着灰白苍凉之色，如此这般场景与人物心境的融合，呼应了“人生境遇变化无常，然而坚韧的本心始终不变”这一主题。川剧帮腔、说书人串场、四川方言的加入，增添了生活气息，使坚韧与旷达更贴近当代观众。
演员李东昌并未将苏轼演绎成高高在上的文豪形象，而是一个充满烟火气且有着诸多痛苦的普通人物形象。从乌台诗案带来的悲愤之情，到黄州时的疲惫状态，再到惠州的通透心境、儋州的坚定意志，每一种情绪都被准确刻画。
话剧《苏东坡》是写给当代人的精神启示录，它不造神坛，只写一个普通人在命运重击下的坚韧。苏轼用贬谪生涯诠释：坚韧不是天生强大，而是历经苦难依然站立；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怀恐惧依然前行。这份从苦难中生长的坚韧与旷达，依然是照亮我们当下生活的光芒。
作者简介
肖仁丽，四川传媒学院副教授，四川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评论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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