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走的时候是秋天。

那天她照常吃过早饭看过落叶，像往常一样安静，躺在床上呼吸一点一点变浅，最后轻轻呼出一口气，如瓜熟蒂落一般地走了。子女们围在床边，没有人哭天抢地。

家里人说，这算是喜丧，有福气。

我倒不觉得这是什么福气。她年轻时吃了多少苦，到离开时又谈什么有福气？

她是家里辈分最高的老人，姓谭，论起来我要叫她太奶奶。我从小被养在她身边，当面叫她谭老太太，她也从不生气。

她出生在一百年前，那时民国纪年才刚刚开始，中国正被裹挟在巨大的变革洪流里。但这些事情，她一样都不知道。百年的光阴压在她身上，不过是一个佝偻的背影，一双缠过又放开、骨节已经扭曲的脚。

早年丧父，中年丧夫。这两句话，在书上不过八个字，在她身上却是一场一辈子的雨。

丈夫走的时候，她最大的孩子还没成年，最小的还在怀里吃奶。

我从来没听家里人说起过她当初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她自己也从来不告诉我过去的故事。我只能凭借微薄的想象力，去思考一个农村寡妇，如何在那个连男人都活得很吃力的旧时代里，独自抚养一群孩子长大。

她拉扯大了四个——不，准确地说，是五个孩子。不作数的那个孩子只活到九岁，被村里的疯狗咬伤后三两天内就走了，这在农村是常事。

邻居劝她，让剩下的孩子别念书了，下地干活，好歹帮她多两个劳力。

她拿扫帚把人轰了出去。

她没上过一天学，为数不多认识的字是后来扫盲班学的。但后来那四个孩子里，有读了师范的，有读了农校的，最远的一个考上了北京的学校，一路读到了研究生。

打我记事起，她就在家里与我们同住。那时她的背已经驼得像一张弓，手上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皱起来，但我从不觉得她身上有老人的可怖，反而有着血缘的亲近。

她喜欢甜食，非常喜欢。

我也喜欢。小孩子嘛，总是会胆大地偷偷攒下一两块零花钱买校门口的零食，还会记得在路上揣几颗糖、买些糕饼回去给她。她看到我从书包里掏出那油纸包的点心，眼睛总是眯成一条缝，笑起来看着我。

母亲是不乐意她吃糖、不乐意我乱花钱的，于是我们俩像“共犯”一样藏起自己的小秘密。

那时我在家中最喜欢与她待在一起，但她从不对我谈往事，只问我学校发生的事。

“好好读书。”她总说。

就这四个字。没有大道理，没有殷切的叮嘱，就像说“今天天气好”一样平常。

她走后，子女们各自老去，孙辈们散落在天南海北。清明时分，大家才会稀稀落落地在老家相聚。在她漫长的人生里，我只与她短暂相遇了数年。我无法体会那一代人的辛苦，每每想起那些她可能经历过的、我无法想象的苦难，总是替她难过得想呕出来。

她去世大概六年后，我才第一次梦到她。她坐在老屋院角的椅子上，那是个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我正要出院门买东西，外面不知是亲人还是朋友在叫我快出发。我被催得心慌，着急地问她，谭老太太，你过得好吗，需要我给你带什么回来吗，什么你都可以跟我说。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静静地坐在椅子上，还像三十多年前那样，眼睛眯成一条缝，笑起来看着我。

梦醒后的我第二天便请假回了北方老家。但当我真的站在她的墓前，我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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