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平座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浪潮是全球性的，其均衡发展也必须在全球层面实现。这首先要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数智时代，这一理论需要实现“数智化转型”，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在价值码技术基础上和谐统一。
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性的交汇点。人工智能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着经济与社会的基本面貌，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然而，这股强大的力量如同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效益，预示着生产力飞跃的无限可能；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数据垄断、隐私侵蚀、收入差距扩大乃至社会结构撕裂等严峻挑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颠覆性技术若缺乏与之匹配的治理框架与价值导向，其发展终将失衡，甚至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因此，当前的核心议题并非是否发展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而是如何发展。答案在于“均衡”——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革命，确保技术进步惠及最广大人民，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协同共进、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相互促进的动态平衡。这一均衡的支点，在于对人的数字主权重新发现、确权与市场化，其核心是“人民主体地位”的回归与“人的价值”的最大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及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从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全新的文明形态。
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市场均衡，实现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的爆发式增长，其根基在于对海量人类数据的学习与训练。然而，在现行模式下，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其所有权与收益权是模糊且失衡的。科技巨头凭借平台优势，无偿或低成本地收集、占有并使用着亿万用户产生的数据，以此训练出更强大的AI模型，并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作为数据源头的个体，却被动地沦为“数字佃农”，不仅未能分享数据创造的价值，其隐私与自主权也面临威胁。这种源头的失衡，注定会导致结果的不公，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
要打破这一困局，必须从生产关系层面进行根本性变革，其起点便是确立每个人的数据所有权。这并非一个空洞的法律概念，而是需要一套可操作、可执行的技术与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引入“价值码”技术——一种基于区块链、具有唯一性与不可篡改性的数字身份与数据资产凭证。每个人的每一次数据贡献，无论是浏览记录、消费偏好还是创意表达，都可以通过价值码进行确权、托管、登记与溯源。这就如同为无形的数据资产赋予了独一无二的“数字产权证”。借用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格罗姆的价值信息方程式和维克里直言机制，数据产权的价值可以通过劳动力时间数字价值，即就业数据和工作量证明，精准求解。
当每个人的数据所有权得以确立，一个全新的市场便具备了形成的基础。人工智能企业若需使用个人数据进行模型训练，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向数据所有者——即人民——支付对价。这一过程将催生一个庞大的“数据要素市场”。在这里，数据的供给方（人民）与需求方（AI企业）之间，将基于数据的质量、稀缺性与效用进行议价，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的“纳什均衡”。在这一均衡点上，任何一方都无法通过单方面改变策略而获得更大收益：AI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得了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推动了技术的迭代与高质量发展；个人则通过数据货币化，获得了持续性的财产性收入，真正成为数字经济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这一市场均衡的实现，有赖于多方力量的协同。首先，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需要扮演规则制定者与监管者的角色，建立统一、规范的数据确权、登记与交易制度，防止市场失灵与恶性竞争。同时，政府也应是基础设施的建设者，投资建设安全、高效的国家级数据交易平台。其次，需要市场监管与国际合作的协调统一。数据跨境流动是全球数字经济的命脉，必须在确保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谈判，建立互认互信的国际数据流通机制。最后，需要市场与法治的相互配合。必须加快出台与完善《数据产权保护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确保市场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
最终这一均衡将形成一个良性循环：AI发展催生对高质量数据的需求，提升个人数据价值，增加人民收入；人民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激发消费潜力与创新活力，为AI应用提供更广阔的市场和更丰富的场景，驱动AI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对人有用的信息与服务，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福祉提升。
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价值均衡，明确人类智慧的价值坐标系，实现人的价值最大化
市场均衡解决了“分配”问题，但更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亟待解答。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价值”的本源。我们认为，价值，是在特定时间内对人有用的信息。无论是商品、服务还是数据，其价值的本质都在于它所承载的、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求的信息。基于这一定义，整个经济系统可以看作一个庞大的“价值链”——一个价值运动的信息生态系统。
这是区块链技术的高级阶段，是超越简单去中心化记账的基于纳什均衡的Web3.0价值互联网。在此系统中，每一个价值单位（如附着价值码的数据）的流动、交易与创造，都被记录在一个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上。它不再仅仅是价值的传输网络，更是价值的创造、度量与演化网络。借鉴金融学中对资产价格波动的研究，人的价值创造活动在宏观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统计规律。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基于人的价值的对数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的IPV（0，1）新一代互联网根系统。该系统承认个体价值的差异性与动态性，但旨在确保价值分配曲线的“肥尾”不至于过度失衡，即让更多人的价值创造能够得到公允的衡量与回报。
在这一价值互联网中，价值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数据所有权的凭证，更是人的价值度量衡。传统的经济学度量，无法有效衡量个人的时间质量与创造潜力。而价值码技术，通过记录个人在数据贡献、技能输出、创新活动乃至社会协作中的行为与成果，能够精准地测量其“时间质量”——即单位时间内创造的有效价值。一个科学家一小时的灵感迸发，与一个普通职员一小时的重复劳动，其时间质量截然不同。价值码这一度量衡，能够将这种质的差异进行量化，从而构建起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这无疑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使得“人的价值”这一抽象概念，第一次具备了可测量、可比较、可交易的技术基础。
熊彼特的“创新价值论”为理解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提供了核心理论基石。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非静态均衡，而是企业家通过“创造性破坏”实现的动态均衡。这一洞见精准揭示了人工智能的革命性本质——它正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创造性破坏”，其价值创造的核心在于数据要素驱动下的持续创新。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实证研究为此注入了时代内涵，它证实了在数字时代，创新已从企业家的专有活动泛化为大众参与的“个人创新”，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据此，以“价值码”技术系统为代表的机制创新，正是这一理论的成功范式。它通过确权与交易，将个人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创新资本，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使“数字化就业”与“个人创新”成为普遍现象，让个体能直接参与并分享经济价值。二是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了合法、高质量的数据“燃料”，形成了“数据反哺创新，创新驱动AI”的良性循环。
这一闭环成功验证了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为实现人工智能赋能人类与人类主导AI发展的双向价值均衡，提供了可行的实证路径与治理范式。
基于此，我们可以构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价值均衡发展的“价值三空间模型”。
1.市场空间：在此空间，核心目标是产权明确与市场有效。通过价值码与价值互联网，确保数据、知识、技能等一切生产要素的产权清晰，交易成本最小化，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2.社会空间：在此空间，核心目标是人权保障与公平正义。价值度量体系必须内嵌公平性原则，通过算法设计与制度安排，保障弱势群体的数字权利，防止“数字鸿沟”演变为“价值鸿沟”。确保发展成果共享，维护社会团结与稳定。
3.自然空间：在此空间，核心目标是实现人的生命权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持续发展。价值创造不能以透支生态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福祉为代价。价值码体系可以纳入绿色行为、碳足迹等指标，引导经济活动和AI研发向绿色、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最终催生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数字生态文明。
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在宏观经济治理方面的均衡发展，创造中国另一个五十年的人口质量红利和高质量发展机遇期
回顾历史，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其深层次根源均在于“贫富悬殊引起的生产过剩危机”与“货币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危机”。当社会财富过度集中于少数人，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不足以消化社会总产出时，经济循环就会断裂。信用货币的超发并未解决结构性矛盾，反而催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其破灭便引发系统性灾难。
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多是在流量层面进行调节，难以触及价值的“源头”。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作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为我们从价值源头进行治理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这场治理的本质，是“人民中心论”与“资本中心论”的决战，是“金钱拜物教”与“人民主体地位”的决战。前者追求的是资本回报率的无限最大化，而后者追求的是所有人的价值最大化。
通过价值码与数据要素市场，宏观经济治理可以直接作用于收入的初次分配环节。当每一位公民都能从其数据资产中获得稳定收益时，这就构成了一种普惠性的“数据要素收益”，能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提升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从源头上扩大内需，避免生产过剩的危机。同时，基于个人真实价值创造的数字货币体系，可以从根本上遏制纯粹基于信用的货币超发所带来的通胀与资产泡沫风险。
将个人的消费、收入、投资等数据进行托管、确权、登记与交易，并整合为高质量的结构性数据，这一举措不仅关乎数据要素市场化，更将深刻重塑国家宏观经济治理的微观基础。其核心逻辑在于，这些经过确权的个人数据，精准对应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石——国民经济恒等式，即“收入=消费，储蓄=投资”。当亿万个体的微观数据被有效汇聚，便构成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最真实、最及时的数字化映射。
基于这一坚实的数据基石，我们得以构建新一代人工智能宏观调控大模型。该模型通过深度学习海量、真实的微观数据，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模拟经济动态，洞察结构性问题。它不仅能进行更精准的经济预测，更能对政策效果进行“沙盘推演”，从而提出前瞻性、差异化的调控方案，实现从“大水漫灌”式的总量调控向“滴灌式”的精准调控转变。
这一体系将使人工智能超越辅助工具的角色，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智能护航员”。它通过数据驱动决策，确保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从而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维护经济稳定之间达成最优均衡，标志着宏观经济治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化、智能化新阶段。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转变意义尤为重大。过去五十年，我们享受了“人口数量红利”；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一红利正在消退。然而，通过确立人的数字主权和价值最大化，我们能够开启一个更为持久和高质量的“人口质量红利”新时代。每个人的知识、技能、创造力和数据，都成为可衡量的资本。我们将推动——
1.数字化就业：价值码体系使得零工经济、远程办公、项目制合作等灵活就业形式的价值得到公允衡量，释放个体的全部潜能。以价值码的数字化就业系统，发现人的价值，管理人的价值，创造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通过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数字化消费：打造“个人数智超市”，形成基于个人价值数据的精准匹配，消费不再是资源的消耗，而是驱动个性化生产与创新的信号，以高质量消费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供需高效对接的新循环。
3.数字化创新：当创新者的知识产权（本质是凝结的高价值信息）得到有效保护和激励，创新将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而成为千百万人民参与的群众性事业。使创新成为一种社会文明形态，实现宏观经济的高质量均衡。最终，人类智慧（包括批判性思维、创造力、情感共鸣与道德判断）——这些AI难以完全复制的核心能力，将在一个全新的价值坐标系中被重新定价，并催生超越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人类智慧型就业体系”，确保人在与AI的竞赛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全球均衡，构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共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浪潮是全球性的，其均衡发展也必须在全球层面实现。这首先要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数智时代，这一理论需要实现“数智化转型”，使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在价值码技术基础上和谐统一。人的数据是数字劳动的产物，是物化的人类智慧，因此理应具有价值并参与分配。将这一源于东方智慧的价值观与全球共享，可以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理论基石，对抗“技术霸权”与“数据殖民”。
在货币金融层面，以美元为核心的主权“信用本位制”已暴露出其内在缺陷——特里芬难题、周期性金融危机以及将国内矛盾向全球转嫁的不公平。未来的方向，是构建以人类价值为基础的“价值本位制”。以数字人民币为基础设施，以数字化就业为方向，可以探索一种基于“价值码”的数字易货体系，它包含四层交易结构。
1.商品层：实体货物与服务的交易。
2.劳动层：在全球化背景下，技能、知识与创意的跨境提供与协作。
3.数据层：跨境数据流与AI模型训练权的交易。
4.数字资产层：一种锚定“人的劳动价值”的超主权的价值度量衡，用于结算上述三层交易。
这一体系能够打通商品、劳动、数据之间的资本与货币失衡的结构性障碍。它使国际贸易不再完全依赖于单一主权国家的信用，而是回归到人类真实劳动价值创造的本源。这能从机制上消除由“资本中心论”与主权信用货币竞相贬值所引发的全球性通胀、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冲突。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这包括制定全球通用的数据伦理准则、AI安全标准，共建跨境数据流通的“数字丝绸之路”，以及推广价值码体系作为全球数字公民的价值基础。这不再是零和博弈的旧剧本，而是迈向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旨在构建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文明共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技术进步不再是分化世界的壁垒，而是连接所有人，共同应对挑战、创造普遍福祉的强大纽带。
以全球价值链和价值码为基础构建的“价值本位制”全球价值体系，代表着人类贸易与货币制度的深刻革命。该体系的核心在于，“数字人民币”与“人民的数据主权”高度契合，通过基于数字人民币的价值码数字易货，将全球贸易的锚定物从主权信用回归到“人的劳动价值”本身，从而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全球经济新秩序。
这一变革完美契合了人类贸易制度的演进逻辑：从最初的物物交换，到以货币为媒介的物币交换，如今借助数字技术跃升至更高级的“数字易货”阶段，形成了螺旋式上升的完美闭环。这个新阶段并非简单回归原始，而是通过区块链和价值码技术，在确权个人数据资产的基础上实现全球规模的精准易货，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效率，彻底摆脱了对传统货币媒介的依赖。
与此同时，人类的货币制度也完成了从商品本位、主权信用本位到“价值本位”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演进意义重大：价值本位制直接锚定于人类创造的真实价值，而非政府信用或稀缺商品，通过去货币化的数智化易货体系，从根本上消除了主权货币的滥发冲动和特里芬难题，为防范和治理全球性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提供了制度性解决方案，标志着经济全球化进入全新阶段。
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要求我们超越单纯的技术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以巨大的勇气与智慧进行制度设计与文明规划。通过确立人的数字主权，构建价值度量衡与市场均衡机制，我们不仅是在解决经济效率问题，更是在捍卫人的尊严与主体地位；不仅是在追逐短期增长，更是在为中华民族开创另一个五十年的质量红利期；不仅是在谋划一国之策，更是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贡献一种通往均衡、普惠、可持续未来的“中国方案”。这条路充满挑战，但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惟其笃行，方能弥足珍贵。当亿万个体的价值被点亮、被连接、被放大时，我们所迎来的，将不仅是经济的繁荣，更是一个人与机器智能双向奔赴、和谐共生的新文明曙光。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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