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律言

在中国历史题材话剧创作范式不断深入探索的当代语境下，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创排的话剧《苏堤春晓》，以独特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历史人物塑造的突破性探索。

该剧通过非线性的时空架构和叙事结构，串联起苏轼一生的多个重要事件，着重讲述了苏轼在杭州疏浚西湖、修建六井等事迹，穿插其在黄州神游物外的情节，编织起苏轼的多维度生命图景，借助跳进跳出的表演方式、凝练诗意的舞美设计，使苏轼的人物形象鲜活地立在舞台上，使其既具历史质感又富现代共鸣。

这部作品最独特、最核心的戏剧价值，在于突破传统历史题材话剧的“圣人叙事”窠臼，深挖苏轼的人物内心，注意把握“神化”“诗化”的戏剧话语尺度，最大程度地将苏轼“人化”，通过祛魅、重构、认同的三重叙事策略，构建起历史人物与当代观众的精神对话通道，为历史题材话剧创作开辟了具有范式意义的人民性叙事路径。

祛魅叙事：从“诗神”到“人间客”的解构策略

《苏堤春晓》的人民性叙事第一步，就是通过直白的“败笔自陈”台词设计，引导观众对苏轼“祛魅”。正如剧本中苏轼的台词所说：“谁写诗没个败笔呢？又有谁能够永久地超然若仙、不落俗套？苏大人我也是在人世间行走的，我宦海沉浮、痛定思痛，我的乐观、我的有趣、我的好吃、我的东坡肉、我的乐善，我交朋友，和尚、道士都有。”

让苏轼坦然承认自己也有“败笔”，这不仅是对文学创作规律的坦诚，更是对历史人物“祛魅”的戏剧化宣言，打破观众对他作为“诗神”这一完美文人的传统印象，将其形象转化为一个有瑕疵、有挫折的普通人，让观众看到他同样需要面对创作的失败与生活中的不完美。

紧接着，将“东坡肉”作为一个具体、亲切的符号，拉近历史人物与现代观众的距离，将文人雅趣转化为市井烟火，使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具象化为可触可感的日常实践，并让苏轼直白地给自己下定义：乐观、有趣、乐善。这不仅展现了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还让观众从人性化的情感上亲近并接纳他。

剧本以现代语言样态重构历史话语，摒弃了历史题材话剧惯用的仿古腔调，代之以风趣直白的当代口语，没有刻意地咬文嚼字，演员也没有拿腔作调，通过质朴而直接的语言风格，消解了传统历史题材话剧中常见的高高在上的语气和过于雕琢的文学表达，实现了历史话语的现代转译，让苏轼的形象更贴近当代观众的审美和情感需求。

这样的剧本结构与台词风格，搭配上极简的17组纱框装置、干净的灯光变换，打破了历史人物不可触碰的距离感，以更真实和鲜活的方式，使时空距离在剧场中巧妙消解，将苏轼的精神传递到当代，为历史剧注入新的生命力和叙事可能性。

身份重构：“公务员”叙事中的政治伦理转向

通过“祛魅”的过程，将苏轼的身份由“诗神”还原成“诗人”。紧接着，编剧兼导演田沁鑫为这个角色重构了身份，即“北宋公务员中的一员”，强调他的“主业”还是为官，赋予他最典型的人物性格特征——关注民生、亲近民众，甚至弱化他作为个人的宦海沉浮之悲郁，让他这样开解自己：“每次远行，苏轼我都会想到一条通往世间的道路、一条接触生活的道路、一条亲近众生的道路，这将会是既阴郁又光明的日子。”这算是剧目中苏轼在杭州修建六井、疏浚西湖等一系列舞台行动的人物内心依据。

他第一次到杭州任职时，杭州六井历经数百年，早都淤塞了，再不治理，杭州人民就没水吃了。他哭，哭的是快没水吃的杭州人民。他泪湿衣衫，为解决“民求水而不得”的问题，协助太守陈襄修浚六井。第二次到杭州任职时，浙江大旱、运河干涸，造成水路瘫痪。他亲赴现场、疏通河道。西湖堙塞，他疾呼：“使杭州而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也就是台词里的“那西湖之眉目废也，那西湖之明眸毁也，没了眉毛、没了眼神，那杭州瞎也”。

在这部剧里，强调苏轼是基于注重民情、保障民生、普惠大众而治水、治湖，进而为官从政，所有的故事情节始终没有偏离这一条主线。而且，不难发现，《苏堤春晓》群戏场面中，官员、工匠、百姓基本上是平等站位的行动调度方式，这也消解了传统历史题材话剧的等级化空间结构。

认同建构：黄州叙事的精神突围与当代共鸣

有部分针对《苏堤春晓》的评论提到，“苏轼在黄州的遭遇既然在剧中只是插叙，那么不宜着墨太多。”这一观点有待商榷。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这段经历不仅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还深刻影响了后续的人生轨迹与思想境界，是他成为“东坡居士”的关键。这正是剧作实现深度认同的关键机制，如果不对黄州的情节进行深入展开，观众将很难全面理解苏轼的内心变化以及他从困境走向解脱的心理历程。

具体来说，《苏堤春晓》设计的苏轼在黄州“尝遍人间冷暖，给朋友写信都没人回，苦坐窗前三天三夜，神游物外”的情节，其实是他从精神困顿走向内心和解的浓缩表达，是苏轼对自我的认同，是主创团队对苏轼这个舞台人物的认同，更能通过这一情节的展开，进而引导观众对苏轼产生情感认同。

黄州的山水不仅安顿了苏轼的身心，更启发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在这里，他从最初的孤独与无助中慢慢找到寄托，将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形成他独有的旷达与乐观。这种思想上的升华，使他能坦然面对贬谪带来的屈辱与痛苦，也让他在劳作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与归属感。

他以“随缘自适”的态度融入黄州的日常生活，与地方官员和普通百姓建立和谐的关系。他不仅从自然中汲取力量，也在土地上找到生命的意义。黄州的经历让苏轼学会超越痛苦和认同自我，这种精神转变为他第二次赴杭州任职打下重要的情感与思想基础。所以，这段插叙就成为重要的情感和行动依据，这种处理不仅没有破坏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反而通过间离效果强化了当代观众的代入感。

人民性叙事的创作启示

跳脱话剧《苏堤春晓》单部剧目本身，回归到文艺创作这一更为宏观的维度上来看，近两年围绕“苏学”主题创作的文艺作品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除话剧外，还有舞剧、音乐剧以及地方戏曲。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文艺院团通过文艺“增强文化自信”的自觉实践。苏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他的文学成就、人格魅力和人生哲学，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苏堤春晓》中，苏轼与“同事”共商民生治理策略的从政场景、与百姓笑谈东坡肉的生活场景、与工匠商量水利工程的工作场景，都是对历史题材话剧创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方法论的实践。当舞台上的苏轼说出“我的乐善，就是交朋友”时，历史人物的精神品格已转化为可亲近、可效仿的现代美德。可见，历史题材创作要实现真正的“创造性转化”，需要超越对历史人物的表层再现，深入挖掘其精神世界与当代价值的共鸣点，通过“祛魅”叙事消解历史隔阂，通过身份重构建立现实关联，最终通过情感认同实现文化传承。

在同类型的文艺创作中，切记要“说人话”，不能把戏剧作品变成“诗朗诵”，要从人民的生活实践中汲取灵感，应摒弃对历史人物的单一化、神话式解读，挖掘其真实的内心世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人民的生活、表达人民的心声，让观众能通过剧中苏轼的日常喜好、失败与坚韧找到共鸣。应重点展现他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精神历程，而不仅局限于他的文学成就，要让历史人物的“烟火气”与当代观众的情感需求相呼应。




作者简介

陈律言，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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