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湛、袁晶

当代中国家庭正呈现诸多矛盾情景:都市 “一人食”悄然兴起,“四世同堂”年夜饭亦热闹不减;有年轻人选择“节日逃离”,也有年轻人义无反顾投入春运返乡潮……这些现象引发关于家庭的讨论,表明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地位不断被挑战,也显示家庭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求新,描绘出中国家庭的多元共生图景。

追本溯源,家庭变迁与每一个体休戚相关,既映照社会变迁,又形塑家国面貌。当代中国家庭虽历经巨变,但若干内蕴不变。在变与不变之间,可一窥其面向。

其一,家庭结构分而不离。1990—2020年,我国家庭户均人数从3.96人降至2.62人,家庭户结构趋于简化,已形成核心户为主、单身户与扩展户为辅格局。然而“家庭户(household)”与“家庭(family)”是不同概念,这些景象更多反映家庭居住模式变迁,并不完全等同于家庭变迁。人们主观认同的家庭成员及家庭边界往往与同住关系存在差异。例如,相当多的城市空巢老人就有子女住在附近,呈现分而不离、离而不远的代际安排。

其二,家庭功能分化重组。传统农业社会,家庭是人口再生产单元和经济单元。工业社会以后,家庭的生产功能绝大部分被工厂和企业所替代,教育和养老功能部分社会化,风险分担功能部分被社会保障体系所替代。现代社会,多样化的“圈子”“搭子”部分替代了家庭的社会支持和情感归属功能。当前人们依据自身需求组建家庭或调整家庭形态,如基于家族传承需要和性别平等诉求组建的“两头婚”家庭,体现家庭功能的适应性。

其三,家庭关系“此消彼长”。核心家庭中,夫妻关系与亲子关系呈现并重的趋势。伴随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参与率的提高,传统“男尊女卑”的家庭权力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不容忽视的是,女性依然承担家庭照料和子女抚育的主要责任,面临较大的个体发展与经营家庭的冲突。亲代对子代的支配权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义务和责任有所增强,诸如“六个钱包买房”“教育内卷”等现象集中体现了家庭资源的向下投入。

其四,家庭观念碰撞融合。伴随着家庭形态的变迁,婚恋观、生育观和养育观历经蝶变。婚姻和生育成为人生的“备选项”,而非“必选项”。与此同时,诸多年轻人在追求个人自由的同时,依然重视承担养老抚幼责任,婚姻和家庭关系仍是人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相亲角”的简历、性少数群体“形婚”以应对亲属压力等,亦暴露出传统家庭观念的持续影响。

不难看出,中国家庭变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磨合乃至交融。这与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压缩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中国家庭的多元性实践,本质上是当传统与现代都无法单独提供解决方案时,家庭的创造性转化和自主性构建,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孕育新的可能。

相较于西方,家庭变迁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深远,这根植于中国社会延续至今的家国传统。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人们将对家的感情投射于国,家庭伦理亦被上升为治国之道,形成“家国同构”的政治哲学。由此,家庭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稳住社会基本盘的同时提供了政策落实的缓冲地带,成为中国社会独特的治理优势。

正因为此,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进程中,更应重视家庭发展的多元性及其独特的治理价值。宜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家庭观念,避免用单一框架评判家庭形态,重视“家”的内核而非形态。支持家庭发展,解决家庭成员面临的工作-生活平衡、养老育幼负担等困难,让家庭中的老年人、年轻人、女性等都拥有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避免家庭过度向下投入造成的阶层固化,保障教育和就业机会公平,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负担,畅通家庭成员向上流动渠道。倡导新时代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代际之间和两性之间共同成长的家庭氛围。

(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