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超明

1986年，三星堆遗址1、2号祭祀坑出土了造型奇异的青铜器、风格独特的金器、精美绝伦的玉器以及十分珍稀的象牙等文物，展现出三星堆文化的独特审美、高超技术与神秘仪式，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三星堆与蜀文化的研究热潮。三星堆文化从夏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以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区，地处中原与西南夷地区之间，还是中原青铜文明向西南传播的前沿阵地和关键纽带，体现出夏商文化、蜀文化和西南夷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历程提供了重要视角。

因夏而生

进入青铜时代以前，成都平原广泛分布着以宝墩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出现了以宝墩古城为代表的史前城址群，为三星堆文化的诞生提供了优渥土壤。

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是东亚的中心文化，也是中国早期国家初步发展阶段的重要代表。夏代晚期，夏文化进入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进而沿长江上游水道西进至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封口盉、敞口觚、高柄豆等日用陶器在夏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原型。夏文化的玉璋、玉戈、绿松石铜牌、单翼铜铃等也被三星堆文化吸收，成为重要的祭祀用品。总之，夏文化的传入打破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格局，三星堆文化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中形成，夏文化因子也成为三星堆文化中长期留传、不断发展的新要素。据此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可能与夏代移民的南迁有关。

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与中原商文化的联系更加紧密，这种关系集中反映在铜器上。从形态上看，三星堆圆尊的造型与中原二里岗、殷墟的圆尊接近。兽面纹尊的造型与殷墟二期的大口尊接近，而兽面纹的一些细部特征与湖南出土的同类器相似。龙虎尊与安徽阜南出土的同类器几乎一致。罍的造型与殷墟出土的同类器接近，但有些罍体形高大、高足直立的形态特征和兽面纹、凤鸟纹的纹饰特征又与湖南岳阳出土的同类器相似。可见，这些铜器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游、淮河中上游等地的商文化关系密切。从技术上看，无论是尊、罍等来自商文化的铜器，还是立人、面具、头像、神树等极具古蜀特色的铜器，它们的合金配比都以锡青铜、锡铅青铜为主，铅青铜为辅，属于中原商文化的合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三星堆文化铜器的范铸成型技术与中原一致，铸造使用的泥范又与长江中游接近，这说明三星堆文化铜器制造业的兴起应该是中原商文化青铜铸造技术进入长江中游后向长江上游传播的结果。总之，在商文化的影响下，三星堆文化的生产力迅速提升，制造了大量造型独特的铜器、玉器、金器等古蜀重器，修建了面积约3.6平方千米的巍峨古城。此时的蜀文化已经是十分成熟的青铜文明，具备了将原始信仰作为精神纽带来行使统治权力的古国形态。

向夷而兴

商代末期至西周早期，长期的发展和巴人的涌入导致成都平原的人口数量大幅增长，三星堆文化的都邑也由三星堆古城迁移至金沙遗址。金沙遗址面积约5平方千米，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相似的金器、玉器、象牙等祭祀用品。成都平原以金沙遗址这一新都邑作为中心聚落，形成了众星拱月的聚落布局。在金沙遗址西北面约20千米的郫都区有一处波罗村遗址，这个遗址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拱卫金沙遗址、管理一般聚落的次级中心聚落。在中心和次级中心聚落的周围，涌现出大量面积小于10万平方米的一般聚落，形成了多层级的金字塔式聚落结构。同时，陶器制造业得到了长足发展。金沙遗址修建了160余座陶窑，是四川盆地最大的陶器制造中心，次级中心聚落与部分一般聚落也修建了小型陶器作坊，完全能够满足成都平原日用陶器的供应。可见，三星堆文化迁徙都邑后，并没有继续在营建城墙、制造大型青铜器等显示贵族身份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投入大量资源，而是快速推进中小型聚落营建、陶器制造等与普通居民生计关系密切的生产活动。这是三星堆文化合理调配资源、稳定社会局面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古蜀国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成都平原内部日益繁荣，三星堆文化迅速对西南夷地区产生较深的文化影响。

三星堆文化向西南进入青衣江中上游（今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雨城区、眉山市洪雅县一带），翻越大相岭后进入大渡河中游（今四川省西南部雅安市汉源县一带），向南沿青衣江、岷江进入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的交界区域（今四川省南部宜宾市屏山县一带），向东南沿长江上游东进，再南下进入乌江下游（今重庆市东南部酉阳县一带）。三星堆文化扩散覆盖至这些地区，涌现出一批扼守古蜀南界的聚落。这使得西南夷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折，前述西南夷地区进入了三星堆青铜文明。三星堆文化将这些新兴聚落作为战略据点，继续向西南传播至安宁河谷（今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州一带）、滇东黔西地区（今云南省东北部昭通市巧家县、贵州省西北部毕节市威宁县一带），向南传播至赤水沟通黔北（今贵州省北部遵义市习水县一带），向东南传播至黔东（今贵州省东部铜仁市碧江区一带）、湘西地区（今湖南省西部怀化市芷江县一带）。这些地区保留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但与古蜀国保持着通畅的文化商贸往来。此外，三星堆文化中极具夏文化特色的玉璋还辐射到遥远的岭南及越南等地。

总之，通过内外策略的调整，三星堆文化不仅解决了成都平原内部人口骤增的问题，还将其转化为解放生产的有利条件，并主动向南进行文化传播。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明进入全盛阶段，通过长江上游、金沙江下游水系将其影响覆盖至四川盆地南部边缘地带，催生了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明，并继续向长江上游以南的广阔天地传播，将华夏文明因子辐射到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

多元一体

中原夏商文化是东方文化圈的中心，蜀文化是东方文化圈的西南边缘，西南夷文化又是蜀文化的南部边缘。它们区域不同，特色明显，反映出中国青铜文明的多元特征。但是，蜀文化在中原夏商文化的影响下进入青铜文明，西南夷文化在蜀文化的影响下进入青铜文明，并将文明因子继续南传。从黄河到长江，从中原到西南，这实际上就是中国青铜文明由中心向边缘逐渐扩散的一体化进程。蜀在夏夷之间，既是指在东方文化圈内区位的衔接，又是指进入青铜文明的年代早晚衔接，更重要的还是指文化功能上的衔接。在夏商文化南传的广阔图景中，蜀文化不但是发展最迅猛、特色最鲜明的区域文明之一，而且发挥了关键的桥梁纽带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青铜文明的扩散。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键阶段之一，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历程无疑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早期进程提供了关键证据和重要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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