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周维东
读川观文学奖（2023年度）小说奖获奖作品，忽然想起“装置”这个词。不知从何时起，“装置”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词。从生产装置到艺术装置，再到理论装置，“装置”的理论化，或理论的“装置化”，都揭示了一种真相，生活本身也是“装置”。
生活的“装置感”，来自它日益暴露出来的组装痕迹：科技进步改变了人际交往的方式和习惯，经济发展重组了社群分布和构成，个性独立重塑了家庭关系和结构……每一种改变，都让生活在真实与虚假、日常与暂时、确定与不确定之间来回穿梭。
这给了小说家很大的机遇，也增添了难度：在日益“装置化”的生活面前，如何润泽深陷其中的人群，找到属于他们的生活真谛和归宿？
钟求是的《宇宙里的昆城》（中篇小说）是一篇奇崛的小说。主人公张午界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说他普通，是因为这个职业并不神秘，他也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成就，也要面临生存的焦虑和紧张。他的奇崛之处，是在他遇见接近世界真相的“M理论”后，便开始叛离正常生活轨道，结束奋斗半生换来的稳定生活，甚至不惜在生前将身体交给前途未卜的人体冷冻项目。
“宇宙里的昆城”是一个隐喻，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质询。如果说“昆城”代表了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那么这个“昆城”中，是否应该包含类似张午界这样对世界真相的执着者和冒险者，究竟属不属于“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疑问，会让日常生活脱离平庸，也奇崛起来。
张者的《芳邻》（中篇小说）描写了当代重新组装后的生活景观。小说通过别墅区养鸡养狗的争论，发掘出在这个独特生活空间中，城市与乡村、知识阶层与市民大众、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差异与戏剧性，生动可感的现实性与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中国，别墅是有钱人的象征，但“有钱人”又是一个混杂的群体，这让别墅区成为一个现代大杂院。
《芳邻》的过人之处，在于写出别墅区的“杂”感。它不仅是一个具象的现实，也可以视为当代中国的缩影。“杂”是中国城镇化后的必然产物，不仅是别墅区，一般小区、乡镇定居点，也是人口重新组合后的产物，“杂”感也由此产生。在传统杂院文学中，“杂”是一种市井气息。而当“杂”成为当代社会变迁的日常，它又是需要直面的生活本身。
宋尾的《弹弓》（短篇小说）剖析了一对青年夫妻的情感史。一个朋友的婚礼，打开了一对夫妻情感逃逸的大门。婚礼带来的，是男主人公结婚前自由潇洒的生活记忆，也是朋友步入婚姻大门时的犹豫和踌躇，还有妻子在网络上与人恋爱的现实。这让他对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就是小说所说的“第三种结局”：离开过，又回来了。
小说的精彩之处，是“弹弓”的隐喻。弹弓猎杀行为，可以理解为个人对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也可以理解为生活中意外的冲击和伤害。实际上，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追求个人自由和幸福的捕杀，必然会带来意外的冲击和伤害，只是在这场活动中所处的角色不同。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与妻子的和解，让小说有了暖意，但似乎并没有消解曾经的情感震颤。
黄咏梅的《昙花现》（短篇小说）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故事。昙花，是林姨妈种下的若干鲜花的一种，盛开时为花，风干后是药。这是一群女人对花的处理方式，也是她们对人生的态度和理解。不难看出，小说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
黄咏梅以女性的温情和敏感，勾勒出一幅幅关于时间、爱情与人生的画卷，尤其是一个时代女性的情感幽微之处。小说有味道之处，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淡雅之气。时代创伤与情感悲剧没有被表现为浓烈的情感，而是一种释然后的云淡风轻，这让小说和主人公都更有魅力。
宥予的《塞里史龙洞》（中篇小说）彰显出新生代小说家的个性。小说讲述了一对父女之间的对抗，外在文本是女儿常青的内心世界，内在文本则是父亲常川所写的塞里史龙洞的故事。双重文本的结构，让小说中的现实与梦境模糊不定，隐喻着人性和世界的复杂，以及人与人理解的艰难。
小说对粤语的大段使用，让阅读过程充满挑战，也让小说更加扑朔迷离，进而爆发出能击穿巨石的力量。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的写作姿态，小说彰显出青春写作的别样可能。
5部获奖作品题材不一、个性迥异，如果要寻找它们的共通之处，那便是对差异的尊重。生活日益暴露出“装置”的面相，背后是差异的力量使然。人对个性的追求，自然要追求差异化的生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带给人更多元的生活场景，也带给人差异化的生存体验。它们让日常生活出现更多的冲突和张力，也增添了生活的不确定性，“装置感”油然而生。
面对这些问题，让生活的不确定变成确定，唯有尊重差异，这对小说家来说，便是展示每一种差异的合理性，扩大生活的容量和密度。在5部小说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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