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惊涛
诗集为什么叫《新成都诗歌》？首先，它不是刻意标“新”，也不是要强调和“旧”的对立和抗衡，更不是要别出心裁地拓一条当代诗在地吟咏的“新”路径。我的理解，这是龚学敏将自己置放于一个“新成都人”的特殊视角，在成都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以及叠加了信息时代的崭“新”阶段下，对非主流叙事之外的新的吟咏主题的垂注和关切。这种取“新”思维，看上去充满诗人个体经历的偶然性，其实也喻示着新诗在地吟咏的某种必然性。汉唐以降，宋诗长于说理，明诗习于雅容，而清诗则矜于气节。从时代需要出发，当代成都的诗歌吟咏，太需要这种拓新精神和新拓主题了。
具体而言，全书74首诗，接近三分之一在写成都明确的地理标志，另外接近一半在写成都的名物，还有两部分分别写成都的人和事件。它们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即有意无意地跳开某种主流的命题，而趋向极目和动心的某个非主流瞬间。
如成都地理标志，我们几乎看不到合江亭、青羊宫和丹景阁、东安湖这些似乎新旧都不能抛弃的代言，反而对悦来茶馆、莫舍咖啡、惜字宫街、文殊院坝坝茶这些比较文艺的地理标志生发出强烈的兴趣。大约越市井的地方，便越存在稍纵一逝但却惊才绝艳的诗性启发。而那些主流代言，或许反复激荡的都是平庸的陈词滥调。
再比如，关于成都的名物，诗人的兴致，似乎也不太垂注于太阳神鸟、大熊猫、锦绣这些看上去厚重而高级的名物，而是偏爱白鹭、产房、邮筒、药铺、夜行火车、女贞、麻羊以及空地上的鸽子、围墙上的流浪猫。这些或许是这城市的边角，但也可能是“最昂贵的补丁”，接近于奢侈品设计理念上的返璞归真。注意到诗人惯常用“补丁”这个词的实际，我认为这或许就是“新成都诗歌”从时代需要出发，对汉唐以降的成都在地吟咏打的一个补丁。
另外一重新，来自于诗人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诗人似乎也摒弃了宏大叙事，热衷于进入夜钓者、僧人等凡人的一小部分打开的世界和看川剧、遇到成为粮食的雾等等，喻示着某种可能的偶然遭际。这些人物和事件，第一次系统化地以当代诗的名义，向更多涌入成都的新人，包括生长于斯的“老人”，提供了全新阐释成都这个城市的诗意入口，从而协助小说、配合散文、联手报告文学以及一切文艺载体，为拓宽新成都的人文意蕴，打开了一个崭新的诗意视角。
也不是没有旧，但诗人却是在用旧的主题，来装新的内容，更是在刷新我们对旧的刻板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旧为新”，或者旧瓶新酒。比如写锦江，写望江楼，念想李杜之外，天上人间，唯独遗了当下——当下即新，永不过时；比如写九眼桥，“一群鳝鱼从桥孔送亲，一群鳝鱼从桥孔迎亲”，岂止一个新，简直就是奇幻；再比如，写青城山，“想得道的人太多，失德的身影更多”。得道的人和失德的身影，从实景到虚像，时代的崭新批判不是减弱，而是增强。
新诗存在的时代意义是什么？是诗人心中随时需要敲起的时代锣鼓，而不是屈膝躬身，向历史的圣像下跪。如此，当我们注意到“锣鼓”这一事物及其隐喻在《新成都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事实时，我们就会隐约捕捉到这些看上去平凡的成都物色和市井人物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意象，以及诗人借诗歌言情说理的本意。肤浅或者深刻，疑问或者感叹，接受这样的新成都，或者吟咏这样的诗歌，无论对时代还是对读者个体而言，都将收获和吟咏“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等古典诗歌不一样的体验。
（《新成都诗歌》，龚学敏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4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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