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俊龙
在四川东北部出生的70后作家李传君写了一部作品，引起与他同时代出生的读者的巨大共鸣。而且，年龄比李传君大或者比他小的读者，在阅读过2024年9月由云南人民社出版的《今夕何年》，一样会通过他描述的普通人的生活，为他通过文字绘就的人生百态图扼腕长叹。悲欣交集、无限感慨之后，读者们的时代记忆被唤醒，对生活充满信心——无论生活多么残酷，不管人生再多艰苦，只要努力、坚持、奋斗，总会迎来一片艳阳天。
年少结下的纯真友谊，足可让人一生回味
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不少人。这些人要么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陌生过客，要么是敌人，要么是朋友，要么亦敌亦友。令人不解又令人不得不承认的是，年少结下的友谊，足可让人一生回味。
《今夕何年》用婉转的笔调，描绘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那代人不同的人生。崇岭县七星镇七个村的七个初中生，同学一班，身体与知识一起生长，时光加速人生运转。命运在日落月升中开始逐渐分化，各自人生凸现欢乐与悲伤、幸福和苦痛。
大师兄赵振国、二师兄王家伟、三师兄肖荣、四师弟孙力发、五师妹李冬梅、六师弟周浩、七师妹吴月娥组成的“七人团”，虽然存在时间不长就被老师勒令解散，但彼此之间结下的纯真友谊，把他们一生的命运紧密联结在一起。
从学校到社会，人生航船在时间的长河中会碰触到各种艰难险阻。特别是家庭境况、升学情况各不相同，人生命运会让习惯俯首听课的学生，迅速让性格、阅历成为自己的老师。不同的性格铸就不同的命运，不同的阅历造就不同的人生。
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那代农村孩子，大多数人的人生之路，除了升学，就是回家务农，或者学个可以糊口的手艺。只有一小部分人，争取到机会去当兵，进入部队改变命运。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愿再脸朝黄土背朝天、被土地束缚自己一辈子的人，开始外出打工。这是历史给无数人创造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也是无数农村孩子走进城市的绝佳时机。
没有过硬学历，也没有人事关系的农村娃，进城打工就是出卖劳动力。他们在城市中能做的工作，不是进厂做工，就是在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蓬勃兴起的城市建设，衍生出“农民工”这个历史名词，也让农民工靠吃苦耐劳挣的血汗钱，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拿不到手，引发讨薪等社会问题。
贯穿《今夕何年》的主线之一，就是“劳务纠纷”。赵振国挖煤遭遇事故，截掉双腿；王家伟、孙力发兄弟和周浩，都和工地建筑联系在一起。进入部队当兵、后来通过自学成为法律专业人士的肖荣，为这些曾经的同班同学、“七人团”成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劳神费力讨要工钱。不同的事件、不同的处理方式，不同的最后结果，却都饱含相同的同学情。
肖荣作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代表，殚精竭虑的背后，是伸张法律正义，也是年少结下的纯洁友谊生发出的无上勇气。他与五师妹李冬梅，无论是对家乡外出务工人员的关心，还是珍视当年同学结下的真挚友谊，都在传达积极向上、不断向善的人间温暖。
相同的文化地域，滋养出不同的优秀人才。人性中的忠诚、血性、善良，却大致类同。《今夕何年》通过叙述肖荣面对不同人物的较量交涉、不同劳资纠葛的谈判场景，极力渲染出来的家乡情、同学爱，让读者感受到彼此信任、无私奉献，往小处说是年少友谊的大力支撑，往大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公平正义的极力弘扬。
无论“小”还是“大”，都是揭示人性中的丑恶、倡导健康积极的美好生活。《今夕何年》在出版后赢得读者赞誉，与此大有关系。
拯救沉沦的荒芜故乡，何止限于振兴乡村
城乡界限的逐渐消失，当然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故乡的沉沦，却令人怅惘。振兴乡村的话题愈来愈热，正是阻止无数人梦碎的现实。《今夕何年》蕴藏的乡村振兴，打破常规说教，用可行的现实，剖解这个话题，并给出了现实的解决方案，对农村发展提供了可以借鉴、发展的思路。
“七人团”大师兄赵振国在煤矿打工，双腿被截，这对大多数有思想、有自尊的人来说，都是致命打击。赵振国面对慈母贫家，不断求死的坚决，不唐突、不生硬，反而让读者被深深打动。
赵振国的人生转折，不只是获得爱情对生活重新焕发出信心，更是在亲身经历荒凉农村时日思夜想的结果。
农村薄弱的基础建设，肯定是乡民奔向幸福生活、提升振兴乡村的巨大障碍。但路修好了、房子建起来了，“几乎花光了多年打工的积蓄，房子外壳的确高大上，可走进里面便空空如也。”（摘自《今夕何年》，下同）没有钱装修、买家具，没有经济来源养家糊口，美好生活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能可贵的是，李传君不但借赵振国的眼睛写出了“农村留不住人”的真实原因，而且在《今夕何年》中用不少篇幅，为乡村振兴不只是落实“振兴乡村”的口号，只着眼于修通路、建好房那样的表面工程，更重要的是，要给留在乡村的人找寻出一条生财致富之路。
简单地重复走“农业合作社”道路，对今天的乡村肯定不再现实。从“村主任”到“村支书”，坐在轮椅上的赵振国没有把自己当“官”，而是以农民儿子的身份去延续农民的生活，从农民的生存现实中寻觅妥善的集体化道路，利用“资本”“劳力”“土地”“政策”等资源，总结出合理的“综合性打法”，终于实现村民心甘情愿的“各有所得”。
不是农民现实到狭隘，所有人都只认可“合理分配”。只要不出现贪占与强夺，凭借自己出钱出力多少进行劳动成果分配，极少有人无理取闹。这样的农村才是真正的“新农村”，这样的“乡村振兴”才会持久。
赵振国这样的“轮椅书记”，是拯救沉沦故乡的精神主力。他们重实际、有信心，还拥有适合农村发展的智慧。后来七师妹吴月娥在大师兄赵振国的指导下，在县农业局当干部的同学赵家国支持下，栽桑养蚕，办起“股份制合作社”，让村民富裕起来，就是“拼命干”加“巧干”的结果。
“年轻人纷纷外出，时代催生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两个标志性词语。田园荒芜，房屋破碎，一片衰败和凋零”的现实，如何变成“乡村的魂归来了”“乡村的生命正在复苏”的“热火朝天”，引领乡村前行的带头人，必须心中有目标、眼里有方向，让农民看到希望，他们才有干活的信心。
“乡村振兴”不仅仅只是让乡村的外貌和城市相同，乡村更需要和城市的精神文化接轨。
九曲回环的叙事技巧，只为唤醒时代记忆
作家写出卓越的作品，最重要的是描绘出深刻的人性。李传君的《今夕何年》，不但通过“劳务纠纷”重新定义“农民工”，通过描绘“股份制”展示“乡村振兴”，更是围绕主人公肖荣这个中心点，串联起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唤醒了无数人的时代记忆，拼凑起了一幅感人肺腑又令人叹息不已的人生百态图。
20世纪70年代烙下的时代印记，让人深刻的除了物质贫乏，还有精神上的种种束缚。特别是年轻男女交往方面，更是有诸多禁忌。李传君生动复活了青春女子吴月娥正在成长时，受到包括同学赵振国、王家伟，还有老师郑江等的爱慕而发生的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比学生们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老师郑江，无疑是现实而且市侩的人物。他借给优秀学生“开小灶”，把成绩并不拔尖的吴月娥招收进来，而且还特别加以培养。原来，“把吴月娥培养成中师生”，是为了让将来也做了教师的女学生，“顺理成章”成为自己的“老婆”。学生们自然隐隐约约知道郑江的伎俩，但到底无法与老师抗衡。于是，王家伟写给吴月娥的“情诗”，被郑江在全班同学面前无情嘲讽。“二师兄实在是颜面扫地了，我们见他跳下讲台，拉开前门便往外奔跑……大家都惊惶失措，郑老师镇定自若地说：晓得羞了？早晓得就好了嘛！”师生之间面对心仪女性的“争斗”，立刻鲜活起来。人性丑陋也就在“爱情”自私面前显露无遗。
缠绕在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情感，通过做了六次脊柱穿刺手术的肖荣，躺在病床上的“百无聊奈”穿插往返，让读者不再因为全书充满专业知识的“劳务仲裁”和“乡村振兴”而产生审美疲劳，阅读更加顺畅、快感不断增加。七师妹吴月娥嫁给老师郑江，后来离婚、再复婚；五师妹李冬梅与赵家国若即若离的情感纠葛；截肢的大师兄和五师妹离婚的姐姐李春梅结为夫妻；四师弟孙力发对老师郑江的戏弄，以及在欲望不断膨胀后来遭遇巨大挫折的六师弟周浩的传奇，把颇具代表性的不同人生绘声绘色描叙出来，让人笑中有泪、泪中带笑。
这是一代人的悲喜剧，这是一代人的奋斗史，这是一代人的深沉记忆。回过头去，那个时代出生的人，都会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都会对其中的某个故事感动得涕泪横流。
不得不说，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实实在在具有惊人的现实意义。
李传君具有熟稔的文字驾驭能力，整部作品一气呵成，叙述却不紧不慢，恍如一位功力非凡的老僧，闭目解读熟透于心的经书。另外，近年以来，四川作家频繁使用的方言，不但让全国读者都能明了其中的意思，还使作品增色不少。比如“恨人”是用眼睛表达不满，“截胡”是忽然抢走好处，“一趟子”是突然加快速度，“放敞马”是不管束，“短到起”是拦住，如此等等。
看过《今夕何年》之后，我们有理由相信，像李传君这样的四川作家，会不断写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为巴蜀大地增添更多自豪和骄傲。
作者简介：
冯俊龙，笔名范一尘、大眼看世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文艺报》《四川日报》等报刊，以及中国作家网、人民网、中国军网、新华网等发表作品数十万字，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文摘报》《作家文摘》《读者文摘》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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