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辉

童戈、凡橹长篇小说《剑门关风雷》（刊载于《中国作家》2023年下半年长篇小说专号），以红四方面军从进入川北到强渡嘉陵江为背景，讲述了地下党人龙武贤、张立玉在剑凤场创办农民夜校、成立地下党支部、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领导农民运动、支援前线红军、策应红军强渡嘉陵江、配合红军解放剑阁县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斗争故事。围绕斗争，小说塑造了众多分属两个阵营，非红即白，非善即恶的人物。

但有个人物例外，他介于两个阵营之间，不属于任何阵营，非“红”“白”“善”“恶”可以评价，这个人就是剑门学堂校长于虎。

小说开篇介绍龙武贤时即顺带浓重介绍了其恩师于虎：

于虎是剑凤场的首富，其父亲曾经是一位名儒，做过私塾先生，清朝以来一直家庭殷实。于虎乐善好施，人称“于善人”，同时他胆大不怕事，遇到不平之事常常大胆出手，喜替别人打抱不平，但他性格粗暴，这一点与他父亲完全不同，村里有人背地里称呼他为“于老虎”。

按照这个介绍，于虎的性格应该是明快的，“善人”和“老虎”两个绰号就足以从内到外揭示他的性格特点。但从后面叙事看，其性格又绝非如此简单。自从龙武贤、张立玉把“共产主义的幽灵”带回剑凤场，他就更像是一只受到时代风雷惊吓，不知道时代洪流将向何处去，时时刻刻都处在需要提防的危境中左支右绌的“老虎”，把自己弄得既像是旧派的又像是新派的，既像是开明的又像是保守的，既像是左边的又像是右边的，以至小说叙事语言都多次站在全知叙事角度直接点明其性格的“复杂”。

于虎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小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笔墨塑造这么一个人物？从人物系列的设计上考虑，设计这个人物的意义是什么？需要考察。

一、 旧派的还是新派的

小说多次描写到于虎的外貌。

“于虎今天身着笔挺的毛料西装，头戴博士帽，高额头，金丝边眼镜，手拄剑门拐杖。”这是在欢迎龙武贤、张立玉学成归来加盟剑门学堂的宴会上于虎亮相时的打扮。宴会上，这身打扮的于虎，“端起酒杯，指着后墙欢迎标语说：‘诸位！剑门学堂的孩子越来越多，可是老师们大多是读古文的，他们不懂新式教育，所以呀，我非常欢迎剑门学子从成都荣归故里。’”“毛料西装”和“博士帽”表现的是他对“新式教育”的追求。

于虎的内心本有追求“新式”的种子，“父亲在十九世纪末送他到成都学堂求学，后来他和许多青年学生在陈独秀主办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上阅读了很多新文化、新思想的文章。”他是“早年在成都求学时是最早剪掉辫子的学生，还是第一个在公开场合脱掉长衫马褂穿西装、中山装的人”。他“在成都读书时看到有人在大街上骑着飞奔的摩托车，一溜烟便消失在他的视野里。他很好奇，于是便在成都买了一辆摩托车，拆成零件用骡马把其零件从成都托运回剑门关来，然后请人组装，又在成都请了一位师傅来教他学骑摩托车”。

但是，他回到剑凤场后又脱掉了长袍马褂。

带着村民到潘家大院找乡长潘天武索要被潘天武的儿子潘地寿劫持的民女龙红那天，于虎的打扮是“身着蓝色长袍马褂，头戴瓜皮羊毡帽，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大眼镜，手拄黑黝黝的弯头剑门拐杖”。“长袍马褂”和“瓜皮羊毡帽”俨然旧式礼法社会绅士，以这个形象出现在潘家大院，表现的是对礼法价值的凛然坚守？欢迎龙武贤和张立玉的宴会之后有关于虎的叙事，任何场景中“长袍马褂”加“剑门拐杖”都是于虎的基本扮相。这个扮相里有于虎对自己在剑凤场角色意识的自觉：“他心里隐隐地想，剑门拐杖就是绅士身份的象征，就像大学教授脖子上的围巾就是大学教授的象征一样。”他是绅士，坚持以绅士形象示人。

私人生活场景是人物衣着打扮的延伸。

剑门学堂是于虎私人所办学校，从这个意义上讲，剑门学堂即部分属于于虎私人生活场景。

于家大院是典型的剑门关古朴建筑，朱丹色大门，油亮亮，光闪闪，大门两旁朱丹色的品字格雕花排门窗，显得古韵幽幽，格调别致。正大门宽大的门枋上的对联字迹典雅端庄：修身齐家仁义兴乡梓，研学究道礼乐怀天下。横批：光被四表。

客厅正中是“天地君亲师位”，右侧横幅是《尚书》名言“钦明文思安定，允恭克让，光被四表”；左侧横幅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其字迹遒劲有力，显然这是剑门学堂校长于虎的亲笔。

无论建筑还是装修，其风格都着上了主人深深的印记，表现了主人中正大气，光明磊落的人格，但透过这些印记仿佛看到是宋明书院山长的教育情怀，他要培养的仍是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这样的地方能容纳“新式教育”吗？书房是主人的精神空间，于虎的“的书房在剑凤场就与众不同”：

朱红色的书架上摆放了诸子百家的书籍，他尤喜《尚书》里的“光被四表”，这四个字不仅被他裱装成精致的横幅，而且成了他的口头禅。

他的卧室里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小书架，不过那里面摆放的是《长明灯》和古典四大名著。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里公开张扬的仍是一个“山长”盛德善行光芒四射的情怀，但卧室里锁在小书架里的却又是一个多情才子的秘密。不过，从文化属性上讲，“公开”和“秘密”不过是一般旧式文人精神生活的正反两面，貌似对立其实可以统一。

难以统一的是鲁迅小说《祝福》，《祝福》表达的是批判，不属于公开和秘密正反两面中任何一面。乡长潘天武的大老婆马尧茹因为失宠，被潘天武和她自己逼到走投无路，跪在于家大院门口，“口中呢喃道：‘于校长，救救我’”时，于虎“正在书房里读鲁迅的《祝福》，他满脑子都是祥林嫂、鲁四老爷和阿毛”。这个读诸子百家和《长明灯》的于虎在私密场景中的举动，虽然可以从他早年在成都的经历中找到逻辑依据，但和他大门、客厅和书房张扬的情怀毫无关联。从他所处的身份地位和他公开张扬的情怀看，他就是那个剑凤场上的鲁四老爷，为什么读《祝福》？为什么马尧茹向他求救时他正在读《祝福》？他答应有保留的相助和他读《祝福》有不有关系？作者在暗示他潜意识里存在有启蒙思想，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坚守礼法的同时，也有对鲁四老爷的批判和对祥林嫂的同情？

进一步深入展示于虎私人生活场景是他未来的儿媳妇秀雅在他儿子于地天的引导下，参观了于家大院时。

第一进是武侯阁。

武侯阁在四合院大门一进的左侧，其正中是诸葛亮铸铜塑像。阁门前矗立一巨大石块，上书“武侯阁”三字。阁门上联是，“宁静致远”，下联是“淡泊明志”，横批是“俭以养德”。阁门墙壁上是木简《出师表》，几盆兰花摆在阁内，香气扑鼻。

第一进就以《诸葛诫子书》和《出师表》为文化元素，显然于虎急于向自己同时也向别人展示他的诸葛武侯情怀。初来乍到的秀雅面对武侯阁的议论是“没想到于伯伯建了这么大气的武侯阁”，于地天的回应是：“诸葛亮是我爸爸的偶像，所以有人把我爸叫作‘于诸葛’呢。”

第二进是“金竹亭”，秀雅发现：

这里与其说是亭子，不如说是花园，因为这里翠竹簇簇，竹叶儿在微风中飘动，在阳光的映照下亮点斑斑，同时用青石隔成弯曲小路将园子分成几块分别种植有兰花、梅花和菊花的小花园。亭子一侧横卧着一块浅黄色的大石头，上面雕刻着“花草四君子”几个朱红楷体大字。

卧龙凤雏的英雄气在这里转换成了雅士风。众人来到金竹亭旁芭蕉园，于地天说：“我爸也喜欢来芭蕉园，看芭蕉，看鹿。我就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在剑门学堂读书时，老师说过有个典故，我给忘了。”于地天忘了的那个典故应该是“蕉叶覆鹿”。这个典故是否是隐喻了于虎以“蕉叶覆鹿”警醒自己，人格建构从大儒的刚健退到了文人的气节，再退到道家的通透和佛家的空无？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第三进天井大院是著名的“水月映天”。

一个巨大的水池，水池中的假山嶙峋突兀，高高低低，层层叠叠，小桥流水下一潭浅水中有一群鱼在往来嬉戏，一见有人来了，像一群小孩子一样，一闪，就躲到假山里面去了。每到夜晚明月升起的时候，空中的明月映照在水池上，游人望着水中的月亮，便会勾起许多遐想，故水池边的一块石头上刻了“水天映月”几个朱红色的大字。

这是庄心还是禅意？

至此，于家大院内部所隐喻的于虎的人格已经得到了多层次的呈现。但这时，“秀雅发现水池边有个篮球场”。秀雅的这个发现于我们就像我们发现《祝福》出现在于虎的书房中一样，风马牛不相及。

小说讲到了于虎多方面的个人爱好。

于虎骑摩托车。“他学会后，便将摩托车从剑凤场上场骑到下场，下场骑到上场。整个剑凤场的人从来没见过摩托车，都好奇地跑来观看他骑‘洋马儿’。”“凡是剑凤场的当场天，于虎都要骑着‘洋马儿’在剑凤场兜风，惹得周围几十里路的村民都来看稀奇。”骑摩托车代表潮流、新派，“于虎在心里说：‘人生一辈子一定要不断接受新事物，做一些新奇的事，在新奇中寻乐。’”

但于虎“不断地接受新事物”吗？“他喜欢《孔明吊孝》《五台会兄》《白蛇传》《穆桂英挂帅》，他还喜欢《御河桥》。于是他买了留声机和川剧唱片，到剑门关于家大院播放，他悠闲地躺在藤篾编制的吊篮上摇头晃脑吼几声川剧：‘我手持拐杖将他打，他本是个混账娃！’”时髦的留声机没有把他带入流行音乐，而把他带入了川剧。他不仅在家里听川剧、唱川剧，而且在公共场合表演川剧，以至于川剧成了他的软肋，成了县长杨万山、乡长潘天武利用他的抓手。

杨万山接到国民党省党部争取于虎停办剑门学堂农民夜校的指令后，杨万山动用的手段就是川剧。在县川剧团，“于虎随着白素贞的唱腔，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正在他十分陶醉的时候，一只粉嫩嫩的纤纤玉手挽住了他的胳膊。”“川剧院里的锣鼓声时隐时现，月光下的茶苑茶客们悠闲地交谈，呷一口茶的唏嘘声，让他销魂欲醉。”他差点栽倒在杨万山以川剧的名义给他设计的英雄冢里。

潘天武按照杨万山的吩咐，拉拢于虎动用的手段虽然不是川剧，但也是与川剧同属地方剧种的板凳戏。“板凳戏我倒是很久没看了。”于虎欣然到场，而且还以票友的身份参与了演出，在兴奋中又差点掉入潘天武为他设计的陷阱。

除了川剧，书法也是于虎的爱好。

摩托车、留声机和川剧、书法是什么关系？毛料西装、博士帽和长袍马褂是什么关系？诸子百家和《祝福》是什么关系？诸葛亮、梅兰竹菊和篮球场是什么？

二、开明的还是保守的

“于虎心里打鼓，因为自己也是个地主。自己也有大片土地出租给农民。”但于虎绝不是一个潘天武那样不顾农民死活的地主，他不但“主动给他们减租，还主动送钱粮给农民们。”为了农民不穷一辈子，他免费让农民子弟上学。前山农户张老四死活不让儿子张大海上学读书，被于虎知道了，便带上管家于洪去张老四家说：“养儿不读书，好似养头猪哇！你张老四打算穷一辈子？”

在讲不通道理的情况下，他动了粗，打了张老四，强行带走了张大海。动手打人是地主作风，但不愿意让农民穷一辈子，甚至把教育与救国联系起来的想法，却不是一个普通地主所有的。正是在这样的想法的支配下，他主动资助了剑凤场农民龙尚斌的儿子龙武贤去成都高等师范学堂读书，培养了农民的儿子张立玉、张大海去成都深造。

剑门学堂“有四十个学生，于虎高兴地叫老婆：‘拿酒来’”；龙武贤、张立玉学成归来加盟剑门学堂，于虎举办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并称昔日的学生为先生。此后，任何时候于虎对待龙武贤、张立玉都是以平等商量的态度，从未以恩师、老板或校长的身份居高临下地对待他们。对于龙武贤、张立玉在剑门学堂创办农民夜校，他虽然没用出席开学典礼，但开始时也并未加以阻止。他不愿意农民穷一辈子，也不愿意看到农民受气。当龙红被潘地寿劫持到潘家大院后，于虎带着众乡民直驱潘家要人。

“我可没有心情喝潘乡长的茶，我侄女龙红被你的宝贝少爷强抢到你府上，请问你可知道你家少爷干的好事？”于虎将拐杖在地上重重地杵了几下，拐杖撞地的声音有点刺耳。

一个跟他毫不相干的农民的女儿，张嘴就成了他的“侄女”。

县长杨万山为与农民的龙氏豆腐店争夺生意，串通乡长潘天武暗中使坏，派人假扮外地商人高价收购、垄断剑凤场优质黄豆，倒卖到重庆、香港等地，以不法收入买入鸦片回当地贩卖，激起了民愤。在龙武贤等策划下，农会积极分子龙雄、于燕燕等收集到杨万山、潘天武“与不法商人在一起勾结”的证据。

当报道杨万山、潘天武的丑行的《新蜀报》出现在剑凤场上，“很多人围观。”“于燕燕面对大家，用一根小木棍指着张贴的报纸说；‘报纸上这两个人你们都认识吧？你看他们是谁？’”杨万山随即派县团防司令吴老七“率领县团防兵与潘天武的的家丁一起将龙雄和龙斌山以‘妨害治安’抓起来”。

于燕燕是于虎的女儿，于虎深知杨万山没抓于燕燕正是因为她是他于虎的女儿，他很生气，他大骂他的女儿，他甚至“拿起手中的剑门拐杖向于燕燕打来”。但当“剑凤场人声鼎沸，民众越聚越多，前山的张老四和薛老六听说龙雄和龙斌山被吴老七抓走了，便赶快通知剑凤场在家的男人们手拿棍棒、猎枪从前山冲到了剑凤场，就连剑峰山的十几户猎户也拿着猎枪冲下山来了”，“游行的农民们一路高喊口号，朝剑阁县城涌去。”游行的队伍涌到南门“高呼口号：‘我们要见县长！要求县长放人！’”，于虎还是出现了，他知道他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但还是冒着被牵连的危险，要求杨万山放人。

于虎对农民的爱护仅止于此，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他不能答应的了。

他对自己的阶级属性高度自觉，他和夫人并不认为他们和农民是平等的，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女儿于燕燕婚恋的态度上。

于燕燕少儿时同龙雄是剑门学堂的同学。她在学习上有不懂的地方，龙雄总是主动帮助。随着年龄长大，于燕燕被龙雄的才华和真诚所吸引，称呼他为“龙哥哥”，这使于燕燕的母亲张淑芝很不高兴，便对于燕燕说：“今后要少与龙雄接触。”于燕燕问她母亲：“为什么呢？”张淑芝只好说：“男女授受不亲。”年纪很小的于燕燕听不懂母亲的话，仍然在课余时间与小龙雄玩儿。虽然龙雄和于燕燕在学堂毕业后很少见面，但她依旧对龙雄有好感，所以今天晚上于燕燕也来农民夜校了。张淑芝听说龙雄要来农民夜校学习，就派她的儿子于地天来看看女儿于燕燕的动静。

张淑芝为什么“很不高兴”？

这个场景表现的仅仅是于燕燕和龙雄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关系，但就是这点关系也让张淑芝感到紧张。随着这个关系的发展，演进到二人生死相爱，于虎的态度就出来了。

作为男人，于虎没有张淑芝那么敏感，一开始他反对女儿与龙雄接触是从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他同意张淑芝“托人在广元给女儿找个富豪子弟，适当时将她嫁了”，确实是因为他看到于燕燕深度参与了剑凤场农民运动，他和张淑芝一样担心女儿“在剑门关与龙雄那小子一起，迟早是要出事的”。即便经历了女儿以佯装跳河的方式抗婚，他“内心深处也不想让女儿嫁给龙雄”，他担心“龙雄太激进了，他爸龙武贤多半是共产党，万一最终蒋介石战胜了共产党，会怎么样？”

为了政治安全，于虎和张淑芝托人给于燕燕找的第一个对象是广元嘉陵江水运码头总舵主冯爷的公子南京大学高材生，第二个对象是于虎的老同学，成都亨达物运公司老板的儿子，这些人选都是媒人按照于虎和张淑芝“找个富豪子弟”的原则挑选的。但当于燕燕佯装跳河以后，于虎对把女儿嫁给富豪子弟的想法又有所动摇了，原因更加复杂，当然有怕女儿再次采取极端手段抗婚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同样出自政治安全的考虑，他担心“世道变化太快”，“红军已经打到了昌溪，下一步肯定要进攻广元也许要进攻剑门关。”

“于虎是一个有时代新思想的文化人，他内心倾向于于燕燕的自由恋爱”，但对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压倒了他内心深处的倾向。他甚至想过“退一步海阔天空吧，让女儿嫁给龙雄算了”，但当他说出这个想法，遭到张淑芝激烈反对，说出“龙雄那小子虽然是龙武贤的儿子，可是却不像他父亲，他喜欢打打杀杀，将来不知道要闯多大的祸。再说他家是个种地卖豆腐的，别害了我的女儿呢”这样的话后，他沉默了。张淑芝反对的理由有二：一是龙雄将来有可能闯祸，二是他家是种地卖豆腐的。

于虎到底被她哪个理由打动？张老四受龙尚斌的委托去于虎家为龙雄提亲时，于虎拒绝的理由是“龙雄的确做事过激，沉稳欠妥”，看来他是被第一个理由打动。龙雄亲自上门跪在于虎面前，恳请成全时，于虎“怒目而视”，接连发出了两问：“你凭什么喜欢我的女儿？”“我于虎是教育世家，你凭什么喜欢我的女儿？”这两问难道暴露出的难道不是他也被第二个理由打动吗？

把女儿嫁给农民龙雄，于虎最终是有心理障碍的。

于燕燕最终还是跟龙雄走了，但那是因为红军来了。

于虎的夫人张淑芝，在家里同于虎大闹，坚决不同意于燕燕参加红军，于虎这时候还是显得非常正经。于虎说：“你们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那么多人参加红军，你要去当个反面典型吗？再说女儿同龙雄一直好，龙雄也去参加红军，他们可以相互照顾，你就放心吧。”于虎知道自己说的都是些违心的话，但是他心里想这个时候我只得这样说啊。

直到最后，他都知道他说的是“违心的话”，并不是真的希望“女儿同龙雄一直好”。

三、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小说以红四方面军从进入川北到强渡嘉陵江为背景，比这个背景更大的背景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正生死决战。面对这个时代，身在剑凤场这样一个小地方，“大人物”于虎实在没有他的偶像卧龙先生在《隆中对》表现出来的那种高瞻远瞩的能力。

全能视角下的于虎是这样的：

这么多年来，于虎虽然同情民众的苦难，也了解国内的局势，但是他内心复杂，他只想办好剑门学堂，让剑门关的孩子们能读上书，长大了有出息，让下一代人去慢慢改良这个国家吧。

于虎的改良思想虽然没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么深刻，但是他从心里认为让下一代有了文化，建立了“族群道德”就会改变社会风气……

他同情民众的苦难，他钦佩共产党的奋斗，但他却不想参加共产党；他看不惯国民党的官僚腐败，可是他也不想得罪国民党。他只想继承祖辈的荫德，将他的剑门学堂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

这是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表达的时代难题。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但社会政治理想仍停留在康、梁启戊戌变法水平上的人，他要顽强地固守自己的理想，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地下党人来到了剑凤场，作为剑凤场有影响的人物，地下党要团结他，国民党要拉拢他，他不想往左也不想往右，只能左顾右盼，左出右入，指望左右逢源。

全部叙事并不支持他是剑凤场“于诸葛”的说法，他只想学贾诩，虽然他并不如贾诩。面对红军“下一步肯定要进攻广元，也许这剑门关也会成为战场”的形势，到底该不该把女儿嫁给富家子弟在他心里成了一个悬而不决问题，他对夫人张淑芝说：“三国时代有个聪明的人叫贾诩，他身处三国乱世，但他却保全了自己。”“许多人在战乱中死亡，贾诩却凭借自己的聪明和六个字活到老而善终呀。那就是‘谋己’‘谋人’‘谋兵’呀！”

自从剑门关响起了风雷，于虎基本上就处在“谋”和“被谋”位置上。

张立玉认为：“下一步应该提议于虎校长同意我们举办农民夜校。”国民党省党部指示剑阁县县长杨万山：“那个剑门学堂的校长，是个很有影响的家伙，你们既要晓以利害，让他停止举办农民夜校，又要采取特殊办法将他争取过来。”当杨万山以叙旧的名义把于虎请到县城，于云淡风轻中提出要他关闭农民夜校时，于虎的心里想的是：“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最近我也听说四川闹赤匪的事，这万一红军进了剑阁，自己就首鼠两端了。于是他心里反复盘算了一下，这眼下也不能得罪杨县长，不如做个顺水人情，让龙武贤他们在别处去办他们的农民夜校，这不两全其美吗？”于虎当着杨万山的面表示：“回去就将农民夜校解散了。”可是回去后，面对龙武贤、张立玉等众教师的反对，他又不强令强令解散，而用起了“拖”字诀，他想的是“拖！拖几天再说，也许有更好的办法两头都不得罪”，他想“两全其美”。

杨万山、潘天武官商勾结的不法勾当被《新蜀报》曝光后，龙雄、于燕燕在剑凤场策划了揭露杨万山、潘天武的群众聚集事件，杨万山派人抓了龙雄、龙斌山，剑凤场群情汹汹，群众围攻县政府。于虎来到县长办公室，但他并没有像去潘家大院救龙红那次那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大义凛然，而是“一见面便说：‘杨县长，这兔子也不吃窝边草哇，你这只老兔子怎么只想到要吃窝边草呢？’”这是一种极有分寸的拿捏：既有寒暄，又有讽谏；既不伤及县长大人的面子，又表达了自己要求放人的来意；既要救人，又不得罪人。事后，于虎借找龙武贤、张立玉议事的机会，表明了他的处世哲学。

武贤呀，古人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古人还说，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当圆，处叔季之世方圆并用啊！当今属乱世，我们处世应当圆滑。

首先摆明他认为这是一个乱世的观点，希望龙武贤、张立玉和他一样采取“圆滑”的处世态度。然他否决龙武贤要求“杨万山作为县长，应该兑现他那天调查处理潘天武的承诺，给乡亲们一个公正的交代”的主张：“杨万山既然已经放人了，咱们也就此作罢了。”

剑门关地下党支部成立的当天，龙武贤作为支部书记就定下了对于虎的政策：“我们要争取剑门学堂校长于虎支持革命，至少要争取他保持中立，集中力量打击土豪劣绅，让农民有饭吃，有衣穿。”但于虎对共产党，对红军心存疑虑：“那红军都喜欢什么人？是穷人！最恨的是什么人？是地主、资本家呀！”龙武贤对于虎有清醒认识：“此人在成都读书时接受了一定的新思想，但是此人内心复杂，首鼠两端。”但上级党组织要求他争取于虎：“于虎的岳父是广元丝绸厂的厂长，在广元商界很有影响，你们要通过于虎做好张福元的思想工作，确保红军将来在攻打广元时丝绸厂的设备不要受到破坏。”

面对地下党的争取，于虎并不是那么配合的。当潘天武为了找出剑凤场地下党人员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在剑凤场组织武装巡逻时，于虎虽然在家里大骂，却反对龙武贤动员农民组织农会对付杨万山、潘天武的想法：“我也不赞成你刚才的观点。如果成立了农民协会，岂不是与杨万山的武装巡逻队异曲同工了吗？如果用枪对枪的方法处理剑门关的农民问题，那是要死人的。”

于虎认为，当前的中国应该走“富国”“养民”“教育”的道路，他希望他的学生龙武贤也跟着他走这条路，所思所做不要“超出‘教民’的范畴”，组织农会的想法越过了雷池。

当龙武贤、张立玉公开“对外宣布农民协会成立，反对剑门关乡长潘天武加租”后，潘天武指使管家潘老八带领家丁抓了农会主席张老四。地下党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活动，于燕燕当众宣读了《剑门关农民协会章程》，公开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剥削本质，明确表示“要向地主潘天武要回我们生存的权利，要回我们种地的权利，要回我们拥有土地的权利”。这个活动震惊了剑阁县政府，震动了国民党省党部。省党部要求杨万山“要稳住剑门关局势，既要打击农会活动，又要保持稳定”，认定“于虎是个危险分子”，“要及时争取他的支持。”于是，争取于虎就成了国民党从上到下的共同认识。连乡长潘天武都认识到：“不管采用哪种手段，只要将于虎争取过来，就是胜利。”

面对国民党的争取，于虎同样不配合。同样不配合，就只能同样艰难应对，而且常常陷入尴尬应对。杨万山问：“将来有一天共产党要革你这个富人的命，你怎么办？”于虎尴尬。于燕燕说：“那个该死的潘天武私自加租、加税犯下五宗罪害得剑门关人逃荒要饭。你们说说，他潘天武还是个人吗？乡亲们起来反抗，那也是官逼民反嘛！”于虎同样尴尬。

不仅如此，他还常常被两边利用。“为了掩护龙雄、张老四和杨老二、薛老六下山完成重要任务”，龙武贤利用于虎“对学校的活动向来都很重视”和对川剧表演热爱的特点，策划了剑门学堂师生秋收文娱晚会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潘天武利用于虎急于为不争气的儿子于地天成家立业的弱点为他设了圈套，于虎明知这可能是个圈套，“怕他龟儿子利用这件事使坏”，但在各种考虑的逼迫下，他也只能接受这个圈套，并在接受潘天武张罗儿子亲事的事实后，被迫接受潘天武强加的“亲戚”的身份。当于虎成了潘天武的亲戚，面对潘天武提出的“剑门关民防团需要一些经费，请于校长多少资助一下”的请求，“于虎尴尬了。”

两边不配合，两边艰难应对，两边尴尬。红军强渡嘉陵江兵临剑阁，于虎内心仅有的定力完全来自“我于虎没有得罪国民政府，也没有得罪共产党，我怕什么嘛”的掂量权衡。

红军攻占剑阁县城，于虎心里想的是：“看来，共产党有那些穷人的支持，要得势了。杨万山在过去难道还不是剑阁县的风云人物吗？如今，剑门关还是个天险，但是国军终归是阻挡不了红军的。我于虎可要好好把握未来啊，再不能犯糊涂了。”红军攻占剑门关，“天黑下来，战士们在沿街两边的街道上整齐的和衣而睡，群众要把战士拉进屋内睡觉，可他们都婉谢了。”“于虎一家在自家高楼窗户上看到如此的红军，真的感动了。”于虎对夫人张淑芝和女儿于燕燕深情地说：“这么好的军队，看来，天下是红军的！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

于虎变了？

于燕燕说：“爸爸，你真的看明白了？我的好爸爸！”

于虎看着女儿，想着太多的未来，他半天没有再说话。

于虎明白红军是“这么好的军队”，但也明白“红军马上又要开走”；他相信“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但他又觉得未来到底是不确定的。他安排龙武贤为在雨中休整的红军搭建雨棚，但最终“女儿于燕燕参加红军”，他“内心是不同意的”。

于虎没变。

国民党和共产党、地主和农民两个阵营阵线之外，为什么需要设计于虎这样一个人物？他在叙事中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关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小说，于虎的存在是对历史的尊重。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代都是上一个时代的延续，每一场斗争都不只是新与旧的斗争。如果没有于虎这个人物，只有杨万山、潘天武们和龙武贤、张立玉们，小说内部的时间就缺失了从晚清到“民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突然跳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正是于虎的形象承载了正常历史的渐变过程，还原了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复杂性，从而让这个宏大叙事显得更加厚重真实。小说为于虎安排的不争气的儿子和叛逆的女儿，是对于虎这样的人物在未来社会命运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暗示，他们只能像于虎的儿子那样没有未来，或者像于虎的女儿那样去拥抱新的未来。

其次，从情节发展的需要看，如果没有于虎，只有杨万山、潘天武们和龙武贤、张立玉们，只有他们之间的冲突，不仅情节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且也失去了推动情节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引擎。事实上，于虎有关叙事在全部叙事中占了重大篇幅，正是这个叙事的存在，避免了全部叙事沦为简单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阶级和国民党人代表的黑暗势力之间的斗争故事，它不仅为这场斗争提供了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也丰富了故事内涵和面貌。

在情节上，于虎是情节发展符合叙事逻辑的重要保障，没有于虎，龙武贤和张立玉在剑凤场立足以及立足后他们的事业将会是另一种面貌，而且很可能是一种成本更高的叙事面貌；没有于虎，龙武贤、张立玉们和杨万山、潘天武们的斗争很可能难以做到符合逻辑的起承转合。

很可能由于题材和主题的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地主和农民两个阵营的人物形象内涵的丰富性都受到限制，于虎的形象就成了全部人物形象中内涵最丰富的形象。如前所述，他既像是旧派的又像是新派的，既像是开明的又像是保守的，既像是左边的又像是右边的，于是这三重背反叠加出来的于虎形象，比其他所有人物形象更具有真实性、丰富性，更符合现实主义人物性格塑造的美学原则。为塑造好于虎的形象，作者采用了多种手法，不仅把他放到矛盾冲突中展示他的性格，而且用他自己的语言、他的心理活动以及其他人物对他的评价和猜想来展示他的性格，甚至作者不惜站在全能的视角，动用全知叙事的手法直呈他的性格。

剑门关风雷响起时，必须有于虎。

作者简介


何国辉，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元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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