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观学术 | 从晏阳初百年人生看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中的当代价值

●晏阳初立志为“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奋斗终生，并矢志学成归国后，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教他们识字读书。他认为，平教工作不应只为基督教青年会会员服务，更应服务全国青年农民、工人

晏阳初1890年生于四川省巴中县（今恩阳区）。1918年6月，晏阳初耶鲁大学毕业后，到达法国普兰设立的服务中心，常为当地华工代写代读家信。其间，发现华工因贫穷缺乏读书识字的机会，决定开办华工识字班，并就当时国内报刊常见文字，选取若干字、语句，再与华工日常习用口语综合比较，编写出千余字的《识字课本》作教材。在所办的识字班中，最初参加者约40余名，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每天上课时间约1小时。4个月之后，有35人完成课业，全部能用所学的1000字写信。其余华工大感意外，许多人都愿参加学习。随着华工识字人数的增加，晏阳初采用“师兄教师弟”的方法，让会识会写的华工教不识字者，从而在法国创立了平民教育。晏阳初与华工共同起居，深刻认识到华工每日辛勤劳动10余小时的痛苦和能够获得知识的潜能，立志为“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奋斗终生，并矢志学成归国后，终生为苦难同胞服务，教他们识字读书。

1920年8月14日，晏阳初回到祖国，平安抵达上海，观察到平民仍受蹂躏、在生死的夹缝中生活，更感推行平民教育刻不容缓。遂与当时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会晤，建议推行平民识字教育运动。余日章采纳其建议，特在基督教青年会智育部下设立“平民教育科”，晏阳初被推为主持。他认为平教工作不应只为基督教青年会会员服务，更应服务全国青年农民、工人。

1921年，晏阳初从上海出发，沿江而上，到达武昌、汉口后考察平民教育。继后到济南、天津、北京、南京各地教育中心参观访问，了解平民生活，参观学校，收集教材教具等，组织平民教育促进分会，编写《平民千字课》，为推行识字教育作准备。

1922年2月，晏阳初到长沙从事平民扫盲教育实验，提出“除文盲，作新民”口号。认为国内平民与法国境内的华工生活不同，对两者施教的方式不能划一。提出改进办法：每日利用午后或晚间工余，至多以两小时功夫，利用挂图或幻灯等教具，教平民集体学习白话千字文，4个月内学完。9月，湖南平民教育初次成功，增强了晏阳初办好平民教育的信心和决心。

1923年2月，晏阳初在烟台与青年会同仁合作推行扫盲实验。这年春，到浙江嘉兴与秀州中学合作，在城南城北各设平民学校1所，并推广在法国曾试验过的由少数教师教众多学生的幻灯教学法，受到朱其慧、陶行知等的盛赞。5月，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筹委会。8月，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上被推举为总干事。10月，在《新教育》上发表《平民教育》一文，对平民教育做了详细诠释，总结了前期工作的得失，认为平教工作必须要有好的工具（即教材）和好的方法（如用幻灯教学）。这年，晏阳初运用所积累的平民教育经验，先后在华北、华中、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运动，前后参加学习者达10万余人；还将识字教育送到了军营，一时传为美谈。

●晏阳初选择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为此，晏阳初牵头开展了平民教育四大实验：河北定县实验、湖南衡山实验、四川新都实验与华西实验

从1926年开始，晏阳初选择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并扩展到以农民教育为重点实现民族再造的乡村建设。为此，晏阳初牵头开展了平民教育四大实验：河北定县实验、湖南衡山实验、四川新都实验与华西实验。

河北定县实验。1926年夏，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着手社会调查，决定选取定县作为华北实验区的中心，以便完成将乡村改造与平民教育联环扣合、整体推进的实验任务，将平民教育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10月，“平教总会”开始在定县设立办事处。11月，开始在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实验。至1936年8月，晏阳初在定县开展了一系列平民教育工作。如编辑的《平民千字课》修正重订本；提出“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方式推行平民教育；亲赴美国为中国平民教育筹款达44.9万余美元；举家从北平迁至定县农村，以农民作师友，开展“唤醒民众，改造农村，振兴中华”的实验，开创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相结合的先河；建平民教育示范学校；与“平教总会”同仁制订定县平民教育十年计划，扎实推行“四大教育”；将“平教总会”迁至定县，决定集中力量在定县做一彻底的、集中的、整个的以县为单位的平民教育实验；到南京拜见当时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并分别在南京、无锡、苏州等地演讲“定县平教”理论，协助筹备江苏省民众教育学院；在定县举办“四大教育”训练班，推广定县经验，至1933年秋，受其影响和推动，江苏省江宁县、浙江省兰溪县、山东省邹平县和菏泽县等平民教育实验县先后设立；建立定县保健院，实验卫生保健制度；在定县成立合作社联合总会，由本地人士自主自理，等等。

湖南衡山实验。1936年2月，晏阳初应邀去长沙与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教育厅长朱经农、财政厅长何浩若等人详细研究，决定成立“湖南省实验县政委员会”，确定衡山县作为平民教育实验县。6月，安排平教会第一批职员从河北定县迁徙至湖南，在衡山实验县着手开展平教工作。7月，推广的平民学校成绩很大。8月，将平教总会从河北定县迁至长沙，家属一并南迁至长沙。经其努力，使衡山平民教育计划步入正轨，尤其是县政府改革、保甲与地方自治合一、推行义务教育、创办湖南省立乡村师范、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等，成效很大。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从撤退到湖南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平教会成员中招收50人组成“农民抗战教育团”，经过短期训练，派赴湖南农村作抗日救国宣传，兼推“四大教育”，收效良好。

四川新都实验。1936年2月，晏阳初同陈志潜等由湘赴成都，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四川，与四川省政府拟定平民教育“省单位实验”各项计划。1937年1月，经其努力，四川省政府决定将新都县作为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验县。3月，在四川新都实验县将旧有各局裁撒，在县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科和秘书室，行新政用新人。

四川华西实验。1939年3月，晏阳初在重庆成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筹备处，选定重庆近郊的北碚歇马场为院址。随即将平教总会从湖南迁至重庆歇马场，并成立“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任院长，并四处募集资金以推行华西实验。经其努力，1946年平教会华西实验区在璧山县成立，划定四川省第三行政督察区十县一局为实验区域。依靠教育力量为主、保甲机构为辅推进乡镇改革；乡村建设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实行生产组织化（农业与工业合作社）；以发展教育提高民众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等实验，成效显著。还积极赴美争取平民教育援助。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工作1938年6月得到毛泽东的敬佩，并希望能“有几千几万的优秀干部去参加”平教运动。

晏阳初还致力于把中国平民教育的经验向世界推广。1947年8月，他应邀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文教组织研讨会”，并作《平民教育与国际了解》为题的英文讲演。1951年8月，被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聘为特别顾问。这年，担任国际平民教育运动促进委员会主席，以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与中国平教乡建的理论为基础，致力于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事业。此后，在菲律宾、泰国、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奔走，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将其初期的“除文盲，作新民”口号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积极进行国际平民教育运动。

●从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来看，其教育内容有关农民的知识、健康、道德、生活等各个方面，教育方式采取家、校、社会三结合，因而，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晏阳初注重农村最活跃的因素农民，以教育提高其素养来改造、建设农村的思想，对于如今各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918年，晏阳初在法国为华工当翻译时，见到华工同胞艰辛的生活，感到羞愧、愤慨，认为华工之所以从事苦力，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素质低，要改变华工的生活现状，非教育不可。于是开始教华工们识字读书，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20年回国后，提出“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在工人、农民、军人中进行识字教育。

1926年11月31日，晏阳初撰写《关于平民教育精神的讲话》一文，认为平民教育可分识字教育、公民教育和生计教育三段，提出了平民教育的“三大教育”内容。

此后，晏阳初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华北乡村教育实验区，根据当时农民存在的愚、贫、弱、私问题，提出了“四大教育”对策，以文艺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力，用以治“愚”；以生计教育发展农民的生产力，用以治“贫”；以卫生教育来增强农民的身体素质，用以治“弱”；以公民教育培养农民高尚的道德、凝聚农民的团结力，用以治“私”。

晏阳初最初推行的识字教育采用的是社会式教育。随着“四大教育”的提出，在原社会式教育的基础上提出平民教育应采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方式加以推行，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者联合进行教育，才能真正提高平民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晏阳初对乡村改造运动的认识经历了一定的过程。

1965年1月20日，他在对危地马拉和菲律宾学员的讲话中阐述了乡村改造运动的“四大”性质：“不仅仅是一场科学运动、一场社会运动、一场教育运动，而首先是一场道德运动”。

1969年2月3日，他在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高级专家和管理人员培训班”上所做的第三次演讲中，对乡村改造运动的显著特点做了精辟的概括，认为乡村改造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教育运动、一场科学运动、一场革命运动、一场民主运动、一场传教运动，还是个世界性的运动”。这就把乡村改造运动的性质界定为教育性、科学性、革命性、民主性、传教性和世界性等“六大”性质。

晏阳初成功打造的“定县模式”及其平民教育思想是以围绕当时社会实际现状展开的，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需要，而且在潜移默化中带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首先，他改变了以往照搬照套的城市模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农村教育发展模式，从农村实际情况着手，站在平民的角度思考，符合农民需要，因此其教育效果显著。其次，晏阳初站在民主的角度上，主张平等接受教育的理论，坚持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是先进的，也是一直需要坚持的理念。再次，定县实验、衡山实验、新都实验与华西实验产生于农村，并被广大第三世界引为乡村改造的经验。因此，晏阳初以毕生心血所创造的这些思想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经受了历史考验，是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从晏阳初平民教育的内容和方式来看，其教育内容有关农民的知识、健康、道德、生活等各个方面，教育方式采取家、校、社会三结合，因而，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晏阳初注重农村最活跃的因素农民，以教育提高其素养来改造、建设农村的思想，对于如今各地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首先应建立在对“三农”的深刻认知之上；伟大的乡村建设工程要立足本土，着眼民族未来；伟大的乡村建设工程的推进必定有一个精英队伍；伟大的乡村建设工程是世界反贫困的重要组成部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先从乡村教育入手。

记者：新农村建设在我国社会建设中起着怎样的作用？

杜学元：新农村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我国农村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是当前的基本国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随着农村摆脱绝对贫困迈入全面小康，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城乡协调发展、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国家发展大业、共享发展成果，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推进。

国际经验已表明，工农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如果农村发展不好，工农城乡关系就难以协调，经济社会便难以快速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集中了我国数量最多、潜力较大的消费群体。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消费环境，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消化我国过剩产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农村的和谐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和谐。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推进，更好地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缓解农村的社会矛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乡村振兴有何新任务？晏阳初的乡村教育思想有何借鉴意义？

杜学元：我国已按现行标准全面实现脱贫，当前，我们必须做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长期准备，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因为我国的脱贫攻坚成果还存在薄弱环节，如扶贫产业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同质化现象突出、产业对政策资源依赖性较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较弱；脱贫农户收入稳定性不佳，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仍较为繁重；脱贫人口主体仍然脆弱，尤其是脱贫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部分脱贫户仍存在“等靠要”思想而尚未实现精神脱贫等，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有可能返贫。

因此，必须将巩固脱贫成果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内容，将促进乡村振兴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核心目标；必须充分认识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前提，乡村振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保障。我们要将两者有效衔接，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来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建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举措方面，我们应珍视并借鉴晏阳初倡导的以文艺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力，以生计教育发展农民的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来增强农民的身体素质，以公民教育培养农民高尚的道德、凝聚农民的团结力，采用学校、社会、家庭有机结合的方式积极推行和加快乡村教育，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道德素质、生活技能等，只有提高农民各方面的素质，才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才能真正实现。

记者：如何以史鉴今推进如今的乡村建设工作？

杜学元：20世纪20年代开始，我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留下了无数宝贵遗产。仅就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乡村教育运动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乡村教育实践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乡村教育文献、宝贵经验及其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这些乡村教育遗产对当今我国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而言，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仅就晏阳初先生而言，他为我们留下了220余万字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文献，其乡村教育实践历时80余年，留下了无数感人事迹，他提出从事乡村建设必须要有团结精神、实干精神、创造精神、忠诚精神、战争精神、拼命进取精神、百折不挠精神、自由独立精神、不可征服精神和廉正勇勤精神等，对于推进当今的乡村振兴和农村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我们必须珍视这些遗产，结合当今的乡村振兴实际加以批判继承，吸取其精髓，充分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