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9年1月19日，中国致公党成都市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华西医科大学(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教授许南甡先生因病离世，享年99岁。
作为致公党在川发展的第一批成员，作为致公党成都市委的创始人之一，许南甡先生一生坚定恪守“致力为公”的党派宗旨，为致公党在川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什么召唤回一颗年轻侨胞的归心？是什么支撑了许南甡先生历尽艰辛的一生？请看许老女儿、美国执业病理医生许雅的叙述。
1920年1月24日，父亲出生于缅甸仰光的一个华侨家庭，祖上经营木材生意。父亲是双胞胎，排行第二，还有大哥和兄弟姊妹共九人。我的祖父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忘中国的根，1933年把我父亲和他的双胞胎三弟送到广州岭南大学专为华侨子弟开办的中文寄宿学校读书，在那里父亲得到很好很系统的中文教育，包括书写毛笔字等。1938年父亲回到缅甸上全英式教育的寄宿高中（St. Paul High School）。
世纪大重逢，从左至右是老大到老七的兄弟排行, 左二许南甡。
1941年高中毕业后，父亲的英语已非常流利，他同年考入仰光大学。那时正值抗日期间，日本侵略军轰炸仰光，为了继续学业，1942年他和父母及兄弟姊妹们一路辗转来到抗战大后方之一的昆明。三弟和四弟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大（被后人称为史上中国最好的传奇的大学）就读，我父亲则带着一部分弟兄姊妹继续前行到另一大后方成都，他进入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药学系学习，彼时的华西协合大学不仅聚集了从华东华北迁徙而来的五大教会大学学子，也有来自南洋、马来西亚的侨生，父亲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自此定居成都，在华西坝成家立业，度过了他人生的绝大部分时光直至离开人世。
上世纪40年代于华西校园
华西坝求学期间
华西理学学士
父亲的兄弟姊妹们大都能讲流利的粤语，普通话，缅甸话和英语。父亲的四弟在国家危难之际从西南联大参军，为支援中国抗战的美军当翻译，抗战末期又被派到美国参加Foreign Affairs Bureau (F.A.B.)为中国政府工作，后留美求学并定居，终身保留中国国籍。父亲则一边读书一边在华西为外籍教工子弟办的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chool）和华西协高教书。他的收入除供自己读书生活，还要资助其他弟弟妹妹上学。
当时父亲的大哥在英国留学学医，在国内父亲就像弟弟妹妹的家长，照顾他们长大并培养他们成才。父亲一家兄弟姊妹一直都互相帮助，多年来这一点把他们的心紧紧相连。1946年父亲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药学系并留校在外文系任助教教英语（注：《四川大学史稿第四卷（华西协合大学 1910-1949）》本科毕业生名单中记录在1947年第33届理学院中）。
父亲是一个勤奋和博学的人，除了教英语，他还教俄语和拉丁语，他也懂法语和德语。文革末期由于缺乏医用英文教科书，他和国内同行们一起编写了多种医用和药用的英语教科书。在没有电脑的年代，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英文书稿全用旧式打字机打出来。除了白天的教学工作，他经常在家里工作到深夜。他也让我学打字帮忙，我体会到这工作不容易。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华西创办了中英文医学学报，学报编辑请父亲英文审稿，为此他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精心修改稿件，这项工作基本上是义务的，毫无怨言地付出了很多，没有索取，令人敬佩。
父亲热心社会活动，1983年加入致公党，为组建致公党成都市委员会努力工作。父亲在改革开放后担任成都市侨联副主席职务，为归侨落实各种政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那时候几乎没有私家车，因致公党工作需要，父亲配有司机及工作用小轿车。他总是让司机把车停在华西医大校门口，现四川大学东区西门，他从光明路家里要走至少5分钟到学校门口去上车，从不让司机把车停在家门口。我感到很疑惑，问他为什么不请司机把车开到家门口更方便。他说：“不要显得跟别人不一样。”父亲从不愿意彰显，淡泊名利。就在2018年11月20日四川省致公党还专程来到家中为他这位首批致公党的成员做了抢救性的纪录片拍摄（见下）。
致公党四川省委口述历史纪录片摄制组采访许老
父亲留校任教后，母亲也进入华西协合大学农学系学习，父亲作为年轻的任课老师与母亲相识相爱并于1954年结为伉俪。父亲是一位好丈夫。父亲温和豁达的性格人尽皆知，在我记忆里，从未对母亲和孩子们发过脾气。有一年假期，母亲去四川山区农村出差，工作组长期住农民家中，父亲带我去看望母亲。从父亲带给母亲的各种用品中，能体会到父亲对母亲的细心和体贴。这次经历让我体验了农村简朴的生活，也对那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记忆犹新。父亲十分关心他的兄弟姊妹，尽管父亲的九兄妹中除了他一人在四川外其他都散居于全国和世界各地，在过去物质不富裕的情况下，但凡有机会他都带我去看望他们，让下一辈从小培养了深厚的情谊。
父亲兴趣广泛，不仅会拉小提琴，在80多高龄了还购买钢琴在家中以怡性情。此外他还酷爱骑行，40年代最后的两年瑞典籍的汉学者马悦然来到了抗战后方的华西坝文化教育中心，并结识了年纪相当的父亲，他们一起骑自行车去到遥远的敦煌、新疆，父亲协助马悦然做了中国方言调查，此调查资料成为了马氏的硕士论文的重要素材，协助成就了马悦然的论文。马悦然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欧洲汉学家。
父亲在60年代那个特殊的年代参加四川医学院的“自行车长征队”曾骑自行车串联到西安、延安，在《旅客萍踪：从铭贤到华西 -- 李长华回忆录》一书里(见下）还提到过此事。90年代父亲74岁时到广州的侄女家小住一个月，每日都骑车在外面寻访民俗民风5-6个小时，乐此不疲，令年轻人都自愧不如。退休以后，还进入老年大学学习国画和书法。年逾90，还到青城山写生作画，他不断进取，活到老，学到老。
40年代末与母亲相识于华西
50年代父母结婚后在华西速中路2号住家
父亲怀有仁爱之心。记得70年代初，水灾之后，有一位灾民乞讨经过我家，我们正在院子里吃饭，父亲招呼他过来坐下，给了他一大碗面条，并加了不少菜。这位大伯很快就吃完了，站起来对着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在父亲眼里，每一个生命都是平等和尊贵的，值得他人呵护和尊重。
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很多华西子弟到我家来补习英语，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义务辅导一到两个学生。有的时候，第一个学生还没走，下一个学生已在外面等着。邓长安教授的女儿邓梅，也是他的学生之一。记得邓伯伯对我父亲说过：“老许呀，多少人对你感激不尽啊。”在我记忆中，他似乎从来没有那么用心辅导过我的英文，而我的英文启蒙老师是成都七中的老师。除了辅导英语，父亲也利用业余时间教亲戚朋友的孩子拉小提琴，却没有时间教我。父亲总是这样对他人的事尽心尽力。父亲去世后，华西著名的放射学前辈闵鹏秋教授感叹说：“许老是个华西出名的、受人尊敬的大好人，祝他一路走好！”
父亲一生生活简仆，粗茶淡饭，对物质生活没有奢求。住房只是40-50平米的旧房子， 书桌，装满书的书架和书柜占了家里很多空间。在拥挤不堪的环境里住了几十年从没有感到不满而动一丝改善的念头，有的是发自内心的知足，还有对知识和理想的追求。父亲富足的精神食量够我们后代终身受用。
七八十年代生活稍有好转，在家境不富裕且子女还在求学的情况下，父亲总是尽可能为我们子女的外出旅行慷慨解囊，因为在他深知我们在他身边虽然有良好的受教育和读万卷书的环境，他还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尽量有机会去行万里路，开拓视野，丰富眼界。
最近这些年，父亲身体的状态每况愈下，去年初的时候还一度病危，但在华西医院医生的全力救治和护士及众多家人亲友的悉心照料下，父亲得以转危为安并逐渐好起来，后来转到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做康复治疗。出院后不久，在华西医院成功地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去年大半年时间，父亲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心情轻松愉快很多。两周前，父亲就开始感冒不适。在过世前一周，还和前来探望的亲戚朋友及致公党成员交流如常。
但就在他99岁生日前几天的2019年1月18日晚上10点过，我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已经走了。我一时很难接受这个现实，没有能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见一面成了我终身的遗憾。当时心里说：爸爸，难道您要追随您同胞三弟的脚踪？我的三叔，父亲的双胞胎弟弟半年前过世，我相信父亲已经和他的父母及已故的兄弟姊妹在天国团聚。
作为女儿，我无法用简单言语去总结父亲不平凡的一生，也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我有幸我的成长过程都有父亲的陪伴包括我读华西医科大学医学系英语班时父亲任我班的拉丁文老师，我感恩有这样一位好父亲。父亲待人真诚，谦虚谨慎，治学严谨，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将影响我一生，我相信父亲的言传身教也影响了他人。
（作者：许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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