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作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形式，常以其独特的结构设计和叙事策略，承载时代精神与社会批判。近日出版的长篇小说《风起高原》由李艾平创作，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讲述三位主人公马志远、石安林、李明辉的奋斗历程。
作者李艾平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现任陕西省法学会副会长。
小说从1983年高考失误起始，跨越四十余年，交织个人命运与国家变迁，并未落入以宏大叙事掩盖个体命运的窠臼，而是巧妙地采用“复调结构”与“编年体式”相结合的叙事方式，不仅记录了西北地区的社会转型，更通过巧妙的结构布局和叙事手法，隐含了对法治进程的深刻反思。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法治文化的传播面临着向“双向共鸣”转型的挑战。《风起高原》恰逢其时地展示了全媒体时代新大众文艺作品在法治文化建设中的独特力量。最好的普法，往往不是冰冷的法条，而是滚烫的生活。文学不仅记录历史，更在塑造未来的法治人格。
文｜郭淼
责任编辑｜吕静
视觉编辑 | 王雪
▼全文共3517字，阅读大约需要10分钟
#01
经纬交织的复调结构
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四大板块，这种分部式结构并非简单的时间线性推进，而是以时代节点为经纬，层层延展，构建了一个从个人之殇到社会回响的法治镜像。
上部聚焦20世纪80年代初的高考与乡村生活。结构上多线并行：马志远的仕途起步、石安林的煤矿征途、李明辉的商海试水，三条叙事线交替展开。这种结构设计，避免了单一主角的线性叙事，转而通过三人对比，凸显法治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马志远通过自学与基层历练，步入官场；李明辉的打油井失败，则反映契约法治的盲区。这种对比结构，增强了小说的张力。
下部则转向20世纪90年代后的城市化与生态修复。结构上“回环式”布局：矿难、土地纠纷、腐败举报等事件在三人命运中复现、交织，“黑金征途”中，石安林推动煤矿安全改革，与早期矿难事件形成呼应，侧面印证着安全生产法从缺失到完善的演进。从试金到回声——寓意法治在时代洪流中的回响。尾声，三人退休回归故土，结构上形成闭环，亦契合法治社会中个体的自由回归。
整体结构上，马志远（从政）、李明辉（经商）、石安林（治学/国企）这三条并行不悖又时常交织的叙事链条。透过马志远的视角，我们可以窥见决策层的博弈、基层治理的困境以及政策落地的复杂性。这一线索构成了小说的骨架，支撑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纵深。而李明辉的视角则深入到市场经济的毛细血管。从包工头的江湖义气到现代企业的合规经营，为小说填充了鲜活的血肉，展现了资本与规则的磨合与妥协。石安林的视角，力透纸背地展现了一个内在交锋的精神世界，石安林的纠结、隐忍与爆发，折射出传统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为小说铺就了最深沉的灵魂底色。
这种“三驾马车”式的结构设计，从文学作品的谋篇布局上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与张力，借鉴古典章回体，融入现代蒙太奇手法，多角度综合了时空、人物、事件，避免了平铺直叙，使读者在阅读中自然领悟法治的要义。
在时间轴的处理上，《风起高原》采用了近似编年史的线性叙事。从1983年高考落榜这一“原点”出发，顺流而下，直至新时代的到来。这种写法看似传统，实则最能体现“风起”的渐进感与沧桑感。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布局技巧体现着作者的深厚笔力。
在伏笔的巧妙运用中，开篇三兄弟在高考前的不同表现，已然暗示了三人迥异的性格与命运走向；雷林军早期的豪爽与不拘小节，也为他日后触犯法律底线埋下了性格伏笔。
作者精准地抓取了每一个历史节点的标志性事件——联产承包责任制、国企改革、房地产热潮、反腐风暴等。这些时代切片不再是小说的背景板，而是深度介入人物命运的推手，将个人命运的年代叙事嵌入编年史的写法，更让小说具有了庄重的时代史诗气质。
#02
多元意象的“黄土”叙事
小说中许多意象设计精巧而令人抚掌：贯通始终的高原意象——黄河“几”字弯，既象征人生多难，也暗合法治进程曲折中发展的不易。反复出现的槐树意象——寓意法治的“荫庇”，缺失时“惊变”，健全时“新颜”。不必直接说教，以隐喻“寓教于文”，如“风”寓意时代的变迁，“枣树”比作扎根土地的信念。闪回与预叙手法，更增强了叙事张力。上部结尾预叙三人中年沉浮，下部闪回高考失误，非线性叙事糅合了心理时间与历史时间，一条法治的“因果链”也悄然浮现。
在娴熟运用隐喻、象征的同时，多视角交织也是小说成功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作者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有限视角交替，辅以闪回、预叙等手法，增强了形象塑造的立体感。“商海试水”中，从李明辉视角描写建筑招标的“围标”诱惑，再切换到马志远视角的“依法行政”化解，一幅官商互动的法治博弈图景栩栩如生，避免了单一视角的偏颇。匿名举报事件中，通过张振平的阴谋视角与马志远的应对视角，亦对比警示法治监督制度化的必要性。隐喻、象征手法与多元视角不仅为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的厚重底色，还使其多了浪漫主义的诗意。一部写实作品读来如泣如诉，笑与泪之间提升了文学品格。
语言是小说的皮肤。李艾平的语言风格，与小说所描写的黄土高原高度互构——粗粝、厚重，沟壑间又蕴藏着细腻的温情，朴实中见深刻。书中在对话与描写中大量运用了西北地区的方言俚语，经过文学化的提炼，让带着泥土气息的词汇，融入诗意描写与法治术语，从“生冷蹭倔”完成一种审美转化，形成了独特的“法治文艺语体”，赋予作品极强的在场感和辨识度。白描手法的使用，恰如高原汉子的性格——简练硬朗，掷地有声。
该书的动人之处，在于法治隐语的融入：如“身正不怕影子斜”“契约精神”等总在紧要处警醒廉洁、诚信的法治遵循。这样的语言处理，适合大众阅读的口味，潜移默化传播法治文化。恰与新大众文艺不谋而合，不是居高临下的精英话语，而是以质朴的语言书写不凡的时代，为当代乡土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03
“新大众文艺”的出场
所谓“新大众文艺”，应当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同时又具有鲜明时代精神的文艺形态。《风起高原》没有故作高深的先锋实验，而是讲老百姓听得懂、摸得着、信得过的故事。字里行间，法律不再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不是案头卷宗里的晦涩术语，而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缠绕的规则与逻辑。这亦得益于作者多年从事一线司法工作的经验积累与厚积薄发，场景化的刻画将法律问题巧妙融解在具体的矛盾冲突中。
在处理农村宅基地和林权纠纷时，读者会被沉浸式卷入马志远的思考：情理与法理之间，如何寻找最大公约数？恰是走进生活机理，形成情感共通的阅读体验，才能跟随主人公的命运跌宕，潜移默化地接受法治思维的熏陶与感染。小说中对反面典型的塑造，亦突破了脸谱化的局限，就如同老百姓的身边人，在爱与憎之间被塑造得有血有肉。如雷林军、陈河，并非天生的恶棍，而是没能抵抗住利益诱惑，一步步突破底线、践踏法律的尊严，对一个活生生的人从善入恶的心理剖析，远比单纯的案例通报更具警示意义，也更符合读者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点，在伦理与法理的博弈中，形成有温度的法治认同。
《风起高原》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地用法治去对冲伦理，而是展现了二者从冲突走向和谐的过程。这种书写，恰恰切中了当下社会的痛点。比如，婚姻家庭、民间借贷、企业合规等话题，都是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元，石安林的离婚案，不仅有感情的破裂，更逃不开契约精神与传统孝道的碰撞。文学化的演绎背后，民法典作为权利的宣言、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价值不言自明。法律保护权利，亦维护公序良俗。文学的力量则在于以文字唤醒规则意识，激发共鸣与认同。主人公李明辉从早期的野蛮生长，逐渐走向主动追求企业合规，原子化个体的转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法治意识觉醒的缩影。小说在娓娓道来间传递出铿锵的理念，即法治社会，守法是最大的红利，诚信是最好的通行证。
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真诚地信仰。《风起高原》作为一部长篇现实主义小说，通过艺术感染力，实现了法治宣传教育的“柔性着陆”。它让读者看到，法治不仅是惩治犯罪的雷霆手段，更是保障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的阳光雨露。马志远作为一名法治实践者，他在行政决策中对程序的坚守、对权利的尊重，为公权力如何有效运行树立了标杆。
通过文学形象传递出的正义感与秩序感，能够消解社会戾气，培育理性公民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风起高原》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次新大众文艺作品宣传法治文化的生动实践。它证明了，新时代的法治传播应当善用文学的力量，讲好法治故事，让法治精神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法治信仰如雨后春笋，悄然生发。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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