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珍
勇哥是我相识30年的老友，我们因音乐结缘。上世纪80年代，一个雨雪纷飞的冬夜，县城西壕沟的“天之大”酒吧照常营业。这间铺子夹在菜市场与小饭馆之间，那晚客人稀少，老板晚饭时喝了酒，正倚着吧台打盹。门突然被推开，一股裹挟着凛冽寒气的风灌了进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提着一把旧吉他，站在老板面前问道：“我以前是氮肥厂工人，能在这儿弹唱几首歌吗？”
他走上舞台，不慌不忙地调好弦，用带着川西口音的普通话向客人问好，随即拨弦而歌。《云且留住》《诺言》《又见梨花开》…… 都是当时走红的歌曲。他深情的歌声与琴声，让那晚的客人深深地记住了他。
“天之大” 从此声名大噪。勇哥的歌声真挚而细腻，如三月小雨，似山野初绽之花，唤醒了听歌之人。从那以后，他成了酒吧的驻唱歌手，这一唱便是二三十年。
他弹吉他完全靠自学，用他自己的话讲，是“野路子出身”。从自娱自乐，到以此维持生计，再到组建“不老兄弟”乐队，登上各类演出舞台，甚至与美国民谣乐手同台表演。他将自己奉献给了音乐，从中汲取滋养，也收获了爱情。他的妻子，就是他忠实的粉丝。
他找到了一条音乐的河流，就如同我透过文学的缝隙看到了光。在音符、旋律与歌词的起伏间，勇哥看见了梦想与希望。2016年，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为此相聚畅饮。窗外晚桂盛开，幽香阵阵。席间勇哥兴致高昂，唱完一曲便干一杯，再唱再饮，面前的筷子几乎没动过。
迪伦说，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勇哥便是那个能感受雨的人。在我看来，感受雨是一种审美，如同音乐及其他艺术一样，能提亮生活的底色，让生命变得丰盈。这一点，在我一次次聆听他弹唱时得到了印证。
勇哥是川西平原土生土长的人，就像大飞水山谷里春天的香果树。这个天真的少年，扎根于泥土，踏着雪雾的微寒，张嘴唱出灵魂深处的泉涌之音。群山与密林在他的歌声中苏醒，透出太阳来临前的生机。
《遥望大雪塘》是他作词作曲的歌曲，乡土气息扑面而来：“雨过天晴的清晨，我惊喜地发现您的芳姿，洁白的身影飘浮在天际，天边的仙境里，于是我想靠近您，踏上寻您的旅程……”
大雪塘，就是西岭雪山。过去山民读书不多，不知道杜甫的 “窗含西岭千秋雪”，只把雪山称作 “大雪塘”。西岭雪山盛产山歌。如今已成为国家级非遗的西岭山歌，其实是大邑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带着干辣椒和玉米烧酒的味道：“西岭汉子名字多，有个名字叫背二哥…… 背粮上山去挖药。” 相比之下，爱情歌曲则显得粗犷直率，如绚烂的野花：“哥在山上唱高调，妹在房中心儿跳……” 勇哥把这些山歌融入了自己的弹唱中，从惠民演出的场地到非遗展演的舞台，他用沙哑且饱含真情的嗓音，将山民的劳作与爱恋、期盼与坚守，一一唱给更多人听。
此外，勇哥还借用山歌曲谱、大邑方言，改编出许多乡土民歌。“我的家，在那山卡卡头，那里的阳光，安逸得很。我的家，在那竹林林里，那里的雀儿，精灵得很，不像那城里头嘞，关在那笼子里头……” 听者无不忍俊不禁。这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歌，接地气，有韵味，是五音之中最质朴的乡土之音，能排解心中郁结，疗愈乡愁。
勇哥不时会从现实角色中消失，那是他去追寻远方的橄榄树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让他一次次踏上旅途。在大凉山腹地，他独自行走，有一个夏日遭遇泥石流，险些丧命，幸亏被彝族同胞救了下来。至今他仍时常念叨，彝族同胞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在凉山州工作时，他一次次说要来看我。我知道他并非单纯来看我，而是想重回大凉山找寻记忆。可惜他真去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于是我在电话里帮他联系了当地彝族歌手，他们一起唱歌、弹吉他、弹月琴、吹笛子，就像失散多年的亲兄弟，相拥而泣。
如今的勇哥，体态已被岁月催得臃肿，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但只要吉他在手，指尖触碰琴弦，他眼中便会燃起少年般的光芒。他的内心始终澄澈、炽热。隔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在回锅肉与麻婆豆腐的香气中，我向勇哥举杯：敬你，我们的草根歌手，流浪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他仰头一饮而尽，笑着弹起吉他，歌声穿过氤氲的热气，如五音调和五脏，让每一个聆听的人，都感受到身心舒展的通透与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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