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

根据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明确为“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复杂内外部经济环境下，这一取向能够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是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战略遵循。“稳”要继续巩固经济系统的基本盘，确保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物价指数等关键宏观变量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压舱石”。“进”要在关键领域培育新质增长动力，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将发展动力锚定在创新之上，让发展成果最终体现在民生福祉的普遍提升上。

以系统协同提升宏观调控效能

相较于以往，2026年度宏观调控更加强调政策的系统性、协同性和前瞻性，以全局统筹的综合治理模式，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后劲。

发挥存量与增量政策的集成效应。政策发力逻辑转向整体性布局，通过政策间的互补互促形成叠加效应，确保宏观调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灵活性。政策制定将更加注重“回头看”与“向前谋”的结合，既要巩固既有政策成果，又要为应对潜在风险预留政策空间。建立健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机制，将财政、货币、产业、就业、区域等各类经济政策，以及涉及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领域的相关政策全部纳入评估范畴，同时覆盖存量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增量政策的预研储备。通过评估机制打破部门壁垒、消除政策对冲，避免出现“政策打架”“效应抵消”等问题，确保所有政策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共同服务于“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总目标。

加大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力度。逆周期调节与跨周期调节的协同运用，是2026年宏观调控的关键抓手。其中，逆周期调节聚焦短期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旨在通过针对性政策工具平抑经济波动，对冲外部冲击与内部下行压力，推动经济增速稳定在合理区间；跨周期调节则着眼于中长期发展大局，致力于解决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二者相辅相成，既立足当下“稳增长”，又着眼长远“谋转型”。双周期调节的有机结合，首要任务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挑战，尤其是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预期偏弱等问题，通过扩大内需、提振信心稳定经济大盘；更重要的是服务于“十五五”时期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的长远目标，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突破、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精准协同部署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强化协同联动，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形成“财政发力、货币配合、精准滴灌”的调控格局。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聚焦提强度、优结构、强效能。财政支出重点将进一步向科技创新、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等投资于人的领域倾斜，通过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完善民生保障体系，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动力；同时压缩一般性支出，严控“三公”经费，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强化对国家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一方面，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机制，合理扩大专项债使用范围，重点支持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以及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性住房等民生工程；另一方面，稳步推进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聚焦科技自立自强、国家安全保障、绿色低碳转型等中长期战略任务，为国家重大项目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此外，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精准投向“两新一重”领域，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项目建设。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聚焦稳流动性、降成本、强引导。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目标。当前，物价水平处于相对低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推动价格水平温和回升，扭转市场通缩预期，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与居民消费意愿；同时兼顾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确保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市场需求，相机抉择实施降准操作，释放长期流动性，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适时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调节短期流动性，熨平市场波动；同时稳步推进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引导金融机构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尤其是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强化货币政策的结构性导向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一方面，聚焦扩大内需，加大对消费信贷、绿色消费、新型消费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围绕科技创新，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信用贷款等产品，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同时持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的信贷投放，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

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将“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蓝图转化为发展实绩的关键，这意味着要从传统的管理思维转向现代化的治理思维，强调系统性、精准性、法治化和数字化。

强化系统集成与协同发力。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重大政策协同机制，进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产业、环保、区域、社会等政策与宏观政策同频共振，形成“一盘棋”合力。创新政策工具箱组合，熟练并创新运用“存量”与“增量”政策工具。在财政领域，优化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常规预算的搭配；在货币领域，灵活运用总量和结构性工具，实现“精准直达”。探索建立政策储备库，增强相机抉择的快速反应能力。

提升精准施策与微观传导效率。实施“滴灌式”精准调控，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构建和完善宏观经济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对区域、行业、市场主体运行状况的精准画像。推动政策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确保资金和政策红利能直接抵达最需要的环节和群体。疏通政策传导“最后一公里”，重点关注政策在基层和微观主体的落实效果。建立健全政策效果动态评估与反馈调整机制，及时解决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强化对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激励相容机制设计，确保中央政策意图得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推动治理方式法治化与规范化。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例如，将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作为关键抓手，用法律武器破除市场壁垒。推动更多宏观调控领域的成熟实践上升为法律法规，使治理行为于法有据、规范透明。稳定市场主体的长期预期，通过法治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这本身就是在构建最可靠的“软环境”，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基础工程。

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智慧治理。建设“数字宏观”支撑平台，整合财政、金融、税收、海关、电力等高频数据，构建国家宏观经济运行数字孪生系统，实现对社会经济复杂活动的实时感知、模拟推演和动态优化，为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提供强大的决策支持。促进政务数据有序共享与开放，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政府部门间数据共享，提升跨部门业务协同效率。依法有序向社会开放部分公共数据，鼓励基于宏观数据的分析研究和服务创新，形成政府与市场共治的良性互动。

2026年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突出系统集成、强调质效双升、兼顾短长周期、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完整政策体系。其最终目标是在稳增长与防风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既稳住当下经济运行大盘，又为“十五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作者系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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