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十大理论热点全解析！四川日报社、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联合发布

    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中央八项规定出台，这是新时代制定的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中央八项规定一子落地，作风建设满盘皆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但全面从严治党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抓中央八项规定贯彻落实，看起来是小事，但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中央八项规定由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定转变为一种广泛遵循和持续落实的精神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能力。在决胜“十四五”的重要节点上，党中央决定，自2025年全国两会后至2025年7月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这对于巩固深化主题教育和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具有重大意义。

　　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有深意。这是“十四五”即将收官、“十五五”就要启航，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着眼未来五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对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强调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决把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落实到位，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坚强保证。那么，新征程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一定意义上讲，精神状态与作风品质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作风形态，展示什么样的作风素养就能引领什么样的精神境界。

　　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要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进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一条重要经验。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实践充分证明，抓作风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中央八项规定是改进作风的切入口和动员令，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以关键突破带动全局革新。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驰而不息抓好作风建设，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怎样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关键少数”一言一行，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破除歪风邪气，不正之风就转得快、改得彻底。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在实践中，既要“由风查腐”，又要“由腐纠风”，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久久为功，建章立制。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改进作风必须向制度建设要长效。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将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全过程，一手抓建章立制、一手抓贯彻执行，以制度机制固化作风建设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中央八项规定深刻改变了中国，还将继续深刻改变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制定和实施好‘十五五’规划，就能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这八个字，指明了“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使命。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第一步，需要从“十四五”到“十六五”3个五年规划期的不懈努力、接续奋斗。其中，“十四五”是开局起步时期，“十五五”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时期，“十六五”是收官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十分紧迫、任务艰巨繁重。

　　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准确把握“夯实基础”和“全面发力”这两个关键词。“夯实基础”就是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为“十六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圆满收官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全面发力”就是要聚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协同发力，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目标任务，推动各方面工作协同并进、取得全方位进展，为“十六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良好条件。

　　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重要前提。“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同时要看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把各方面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效能。

　　科学设定发展目标，对夯实基础、全面发力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紧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从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等7个方面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些目标统筹发展需要和可能，兼顾当前和长远，既积极进取又稳妥可行，是未来5年发展的“指挥棒”和“风向标”。要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把这些目标转化为一项项思路举措、具体任务，把握好节奏和进度，集中力量、加大投入，让宏伟蓝图成为生动现实，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坚持什么样的发展，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决定着事业发展的成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基于实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历史经验、站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方位的时代高度，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六个坚持”是衔接历史经验、回应现实挑战、引领未来发展的有机整体，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从这三个维度来深刻理解和践行这些重大原则，有助于我们吃透党中央精神，领悟实施“十五五”规划建议的思想精髓，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历史视角看，党的领导始终是五年规划落地见效、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从现实需要看，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政策协同与执行高效。从未来走向看，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不偏航、不走样的根本保证，直接决定现代化的前途命运与最终成败。

　　坚持人民至上。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性与党的根本宗旨的传承。我国始终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历史逻辑。同时，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内涵，要始终聚焦社会主要矛盾，在发展中保障民生、促进公平，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拓展发展空间。“坚持人民至上”也是贯穿“十五五”时期乃至更长阶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原点、动力源泉与根本归宿。

　　坚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转型是新发展理念的深化，契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的客观规律。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破解发展矛盾、应对内外挑战、夯实现代化基础的核心路径与必然选择，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根本支撑和必由之路。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延续改革开放以来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活力、厚植发展优势的传统，也是“十五五”时期激活内生动力、保障安全稳定、夯实治理根基的重要法宝，更是中国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引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历史总结，平衡效率与公平。当前，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能有效破解高质量发展卡点，实现“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以制度定型、动力升级、安全筑牢、治理跃迁为方向，打造适配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治理的双轮驱动模式，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持久制度保障与高效治理支撑。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的根本途径。“十五五”时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应对内外复杂挑战、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战略底线与必然选择，也为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固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筑牢持久保障，提升我国在全球格局中的竞争力与抗风险能力。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权的战略部署。2025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对外公布。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行部署，提出“五统一、一开放”基本要求，“六个着力”重点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内容。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良好的市场机制是经济循环通畅的重要条件，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利用好并建设好全国统一大市场，能促进各类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有序流动、高效配置，发挥市场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真正建成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不仅如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是有效应对国际不确定性、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战略举措。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遇到严峻挑战，影响了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国内循环的稳定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以“五统一、一开放”“六个着力”把握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各项部署。“五统一、一开放”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起“四梁八柱”，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和长期坚持的目标方向，要加强统筹谋划，久久为功。“六个着力”是清除顽瘴痼疾、解决突出问题的“靶向点”，要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着力整治政府采购招标乱象、着力整治地方招商引资乱象、着力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着力补齐法规制度短板、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市场的有效性往往与市场的统一性、规范性和规模大小紧密相关，将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有机统一起来，才能有效保证市场高效分工、要素运行流畅、市场规则一致和有序监管。二是处理好全国统一市场和地方竞争发展的关系。当前，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准入机制不统一，各地方融资政策和企业经营管理监督还不规范等问题较为突出，这就需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做好顶层设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也要发挥地方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处理好强大国内市场和深化对外开放的关系。强大国内市场和深化对外开放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支撑、动态平衡的整体。深化对外开放是有效促进国内市场规模和效益不断跃迁升级的关键之举。四是处理好当前重点任务和中长期目标要求的关系。“五统一、一开放”是中长期目标要求的主要内容，“六个着力”是现阶段集中整治的重点问题，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贯穿破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才能标本兼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扩大内需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之首，这充分表明扩大内需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深刻理解和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要从这个战略基点出发。

　　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只有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才能更好地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增强经济的稳定性和自主性，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作为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内需市场潜力巨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优势所在。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增强、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稳定和扩大内需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当前，我国内需不足主要表现在消费增长动力有待增强、投资效率有待提高等方面，这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环境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国内看，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项，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的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新旧动能转换任务艰巨。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　整，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保护主义抬头等外部环境变化，通过国际循环传导至国内循环，加剧了内需不足的矛盾。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内需不足成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扩大内需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投资于物”是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投资；“投资于人”是指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到人的能力提升、健康维护、职业发展和潜力开发中。一方面，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有形资产的投资能够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整体运行效率，为扩大内需创造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加大对人的投资，推动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人力资本红利”，以消费潜力释放和人力资本提升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构筑经济长期发展竞争力。

　　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需要从多个层面协同发力，形成系统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夯实消费基础。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二是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创造消费新增长点。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培育新型消费，发展服务消费，提升传统消费。三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消除消费后顾之忧。完善全覆盖、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网络。四是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五是深化改革开放，畅通经济循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序扩大服务领域自主开放，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值此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以史为鉴，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决不允许侵略被美化、正义被颠倒、悲剧再重演，切实维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和世界格局，共同开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正确二战史观，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持的总体立场、基本认知与价值判断体系，涵盖对战争性质的根本判断、对战争进程的整体认识、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国历史贡献的各类评价，以及对战争胜利原因和深远影响的分析总结等。它尊重不可篡改的历史事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向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方向。

　　正确二战史观认为，二战是由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全球性侵略战争，给人类文明造成灾难性破坏；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拯救人类文明、反抗侵略的伟大正义斗争。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中苏两国分别支撑起了二战的东方和欧洲战争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彪炳史册的历史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抗日本法西斯，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必须坚决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把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的正义性质、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不可撼动。

　　当今，国际社会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时间节点、战争性质及各国历史贡献，仍然存在分歧，甚至有错误观点不断滋生，混淆视听，企图颠覆战后国际秩序。实质上，不同二战史观形成就是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历史解释权的博弈，以及意识形态合法性的论证‌。正因如此，二战历史在某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中被异化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唯有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才能掌握历史事实、坚守历史底线、捍卫历史正义，从而避免悲剧重演、汲取文明教训、把握前行方向。正义的战争战胜不义的战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顺应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必然。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正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是世界人民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人类文明良知的道义底线。

　　历史承载过去，也启迪未来。今天，人类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关口，面临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重大抉择。我们强调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就是要正告世界：任何罔顾历史正义、藐视历史事实、偏离历史大势的言行，终将被文明进程所否定。人类文明的前行，终将属于那些在历史风云中坚守正义、在时代考验中勇毅前行的人民。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方法和路径，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充分展现中国在历史紧要关头引领国际社会共同破解治理赤字、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远见与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大全球性倡议，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

　　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全球治理掀开新的一页。8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世界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空前突出，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个别国家大搞单边霸凌和丛林法则，使联合国及其机构权威性不断遭到侵蚀，严重冲击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倡议的提出，明确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课题，顺应人类前途命运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大势，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需要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强调奉行主权平等。奉行主权平等为首要前提。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强调遵守国际法治。遵守国际法治为根本保障。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一致的约定，没有只适用他人、不适用自己的法律，也没有只适用自己、不适用他人的法律。各国必须全面、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不搞“双标”，不容许一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强调践行多边主义。践行多边主义为基本路径。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必须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强调倡导以人为本。倡导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全球治理必须依靠人、服务人、造福人，只有将人民置于全球治理的中心位置，治理才具有道义正当性和持久生命力，全球治理体系才能得到广泛支持并有效运作。强调注重行动导向。注重行动导向为重要原则。全球治理是否管用，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全球治理变革的美好蓝图更要靠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才能变为现实。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四大全球倡议，针对全球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等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挑战，构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中，全球发展倡议激活发展动力，全球安全倡议营造和平稳定环境，全球文明倡议凝聚价值共识，全球治理倡议优化制度体系，四者辩证统一，从不同维度为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提供强大动力，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担当作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厦的“四大支柱”。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因。随着形势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持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2021年提出“四个必须”，2022年提出“六个坚持”，2023年提出“五个必须”，2024年提出“根本保证”“五个必须统筹”。在“十四五”即将圆满收官、“十五五”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节点上，我国从新的实际出发，逐步形成新的命题，达成认识上的新飞跃。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对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五个必须”：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这些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坚持将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

　　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直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是我国应对经济发展中老问题、新挑战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必然抉择。挖掘经济潜能，既要在更高程度上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又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以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为立足点，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必然途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在政策和体制上要坚持创新发展，既要通过改革来释放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和国家治理优势，又要用足够的政策扶持和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推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其关键在于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放得活”就是发挥好市场经济的长处，“管得好”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要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投资于物的同时更加重视投资于人，才能利用好国内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投资于人需要重视民生问题，要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基础上更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推进“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挑战不确定性增加，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更加严峻。应对外部挑战，首先要解决好国内经济面临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供强需弱矛盾突出，供需适配性不足。只有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积极提升经济社会治理效能，才能有效应对外部挑战，更好推进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地考察调研时，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系统阐明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关于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发展思路的完整体系。“新质生产力”这个高频词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核心文件与会议，围绕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主题，核心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农业新质生产力等维度，不断完善新质生产力理论，形成系统性战略部署，为全面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为新的发展实践提供科学指引。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部署。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最重要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契合生产力质态跃迁的历史规律，又是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内在驱动。科技创新能促进产业的高端化和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组合的跃升，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有力支撑。抓产业创新，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坚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新赛道并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仅能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还能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持续动能。推动两者融合，要搭建平台、健全体制机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

　　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因地制宜是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科学方法论，强调尊重经济规律、顺应时代趋势、立足发展实际，探索符合不同地方特征、不同领域行业条件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推进农业现代化。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把“农业”和“新质生产力”结合，作出农业发展向“新”而行的战略考量。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在农业领域的创新实践，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关键动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主要依赖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市场创新，要推进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要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聚焦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高素质的发展路径，助推我国农业加速向“高效、智能、绿色”的现代农业转型。

    DeepSeek的全球出圈，宇树机器人的快速迭代，豆包、灵光的持续突破……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以高频创新，在全球科技竞争格局中书写新的篇章。作为引领未来的基础性、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的战略价值已在实践中显现，深刻改变着生产生活方式，“人工智能+”也成为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力量。

　　“人工智能+”是对“互联网+”的创新演进。生成式AI的技术突破推动全球人工智能进入到深度融合与质变发展期，数智技术从数据的广泛连接与共享（互联网+），升级到数据的落地和创新应用（人工智能+）。AI大模型与具身智能的规模化应用，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可能。而要使这种条件和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社会理性的引领、协调及社会治理。我国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纳入重点部署，并于当年8月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从国家层面对各行业各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提出指导意见，明确时间表、路线图。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提出抓好八项重点任务，其中第二项任务坚持创新驱动中就包含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完善人工智能治理。这些都体现了“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治理智慧。

 　 “人工智能+”是一场深刻的生产力革命与生产关系调适。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人工智能通过渗透劳动力、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引发全要素生产率的跃升。但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的同时，需要构建适配智能化转型的制度体系与治理框架，防范技术应用引发新的发展失衡风险。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进入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新阶段。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的关键在于实现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其核心路径体现为三个维度。其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智能制造、智能产品与服务，推动实体经济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其二，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人工智能自身发展与赋能科技创新紧密结合，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构建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并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基础科学研究，形成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应用的良性循环。其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发挥人工智能在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在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规模化部署可负担、易使用的智能解决方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尽管人工智能创造的红利远大于风险挑战，但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必须正视短板弱项，实现健康发展。AI模型具有“黑箱”不可解释性，AI“幻觉”会生成虚假内容，导致决策过程难以追溯；生成式AI使深度伪造、AI魔改等很容易实现，威胁个人和社会安全；算法偏见易引发伦理与社会冲突等。因此，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保障技术应用安全，确保技术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并推动AI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当前，我国人工智能治理已有一些方案：强化制度规范，如2025年9月1日起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有效遏制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突出技术治理、以技治技，通过治理、监管技术研发，实现全流程管控；通过分级分类监管及协同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科研、公众”多元共治格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