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考量,当前我国内需不足具有阶段性特点,是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交织、现实因素和预期因素交织影响的综合结果,背后还有体制机制的影响。
一是发展阶段转变引起内需增速下行。这是对我国内需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在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投资和消费增速往往都会持续回落,形成一个具有长期性、波动性特点的转变阶段。一个重要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大幅下行,随着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扩张性建设基本完成,大规模基础性投资的范围和规模随之收缩。投资下行引起就业、居民收入变化,同时家庭的主要物质需求基本实现,大范围基础性消费开始减少,消费增速也随之持续下行。这个过程中,消费结构升级促使质量需求和服务需求较快上升,而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新的变化,导致结构性过剩和短缺并存。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大致在2012年结束,这一年GDP增速下降到8%以下,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面对传统高增长模式留下的问题和供求结构性矛盾对内需的影响,党中央作出深入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重大部署,推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同时避免了经济大幅波动。但也要考虑到,发展阶段转变往往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引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总供求关系失衡。
二是收入分配结构影响消费增长。这是导致消费不足的一个结构性、体制性因素,具有长期历史原因。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下,经济下行对消费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根据有关资料,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均低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2024年,我国城乡收入比仍为2.34倍,反映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在已经彻底解决生存型温饱型需求的条件下,经济下行对低收入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会产生较大冲击,导致消费收缩大于收入收缩。而这部分人群是我国当前消费格局的基础和主体,其收入和消费受到影响,可能使经济下行和消费下行的相互影响呈现放大效应。这是因为,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行列后,中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即进入稳定期或低速增长期,而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和扩大一旦受到收入制约,就会引起总体消费增速下降和扩大消费难度加大的问题。
三是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内需产生冲击。这既是当前加重内需不足的短期原因,也是影响内需走势的中长期问题。我国房地产市场用20多年时间基本上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要经历许多个房地产周期才能走完的路。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超过40平方米,高于日本、法国等国家;住房拥有率达到96%,户均住房约1.5套,明显高于日本、美国等国家。我国房地产业曾对投资和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下行,对固定资产投资产生较大冲击,也给居民消费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从短期来看,中央、地方采取有力措施稳定房地产市场,有助于增强房地产市场韧性,使供给过剩的压力缓慢释放;从中长期来看,改变候鸟型的城乡人口流动,实现2亿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解决老旧小区面临的停车、充电、加装电梯等难题,推动“好房子”建设,可以进一步激发房地产市场潜力,但这有可能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四是内需不足、价格下行和预期转弱相互影响。这是一个经济运行中相关变量相互影响的问题。内需、价格和预期相互影响,最突出的是影响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导致内需下行幅度加大和时间延长。从内需与价格相互影响看,内需不足转化为总需求不足,将引起价格总水平下行。价格下行影响企业经营和盈利,进而影响居民就业和收入,使名义消费、名义投资和名义GDP增速下滑,宏观杠杆率被动上行,反过来加剧需求不足。从内需与预期相互影响看,内需不足本身就会影响到预期。对经济前景的预期会直接影响个人对就业、创业和收入的预期,增加消费、投资的堵点和卡点,影响消费支出和投资选择。特别是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转弱会导致消费收缩,产生连锁和放大效应。
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华侨大学特聘教授郭克莎文章《当前扩大内需问题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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