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年（1876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肃州（今甘肃酒泉）大营内，左宗棠的幕客施补华正在给友人陈豪写信说：左宗棠统筹兵员、粮饷、粮草、运输，选拔将领，确定出师日期，凡事都能自己做出决断，考虑周全缜密……由此感慨用兵之事极为精细，需要妥帖稳当到极致。
彼时，摆在左宗棠面前的是一场硬仗——收复新疆。他必须在出征前将一系列工作部署到位，而左宗棠的战略大后方，正是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这条连接内地与西北的战略枢纽，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左宗棠收复新疆前后，又给河西走廊沿线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清末新疆时局图。（图片来源：纪录片《河西走廊》）
祁连铸要塞，戈壁立军魂
1865年，中亚浩罕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大清王朝内忧外患之际，悍然侵入我国新疆。1871年，沙俄也利用阿古柏侵略造成的混乱，乘机占领了伊犁地区。值此危机之时，左宗棠上书朝廷，力陈收复新疆的利害关系，主张发兵西征。
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左宗棠关外用兵、粮饷转运等各项权力。这样，身兼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又以新职踏上了规复新疆的征程。
军情如火，粮草军备的部署是致胜关键。因此，在大军西征之前，左宗棠要把河西走廊打造成战略支点，为前线作战提供军需保障。
▲左宗棠雕像。（图片来源：中国甘肃网）
作为西征集结枢纽，左宗棠在河西走廊集结了近7万大军，经过精挑细选，分批次投入前线作战约4万部队。他还根据各地战略价值自西向东布防，西边的肃州大营驻以重兵，在城外选择水草便利地方屯扎，按月操练；东边的凉州（今甘肃武威）承担临时驻军职能，休整部队，并依托当地获取粮饷补给。
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备战，左宗棠于1876年4月抵达肃州，就近指挥收复新疆之战，大将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率军进疆。大军于肃州集结誓师后，分兵北上，收复新疆之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清军收复新疆之战进军路线图。（图片来源：《中国战争史地图集》）
自1876年在肃州设立大营起，从出征前兵力整编、粮草配给到作战方针、各部协调，都由左宗棠在肃州大营主持制定。因此，这里是当之无愧的西征前线“最高指挥部”。
以肃州行营为依托，左宗棠“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才能落实，河西走廊驿道也成为左宗棠部连接内地与新疆的核心军情通道。往西，肃州到哈密沿线设有多处驿站，普通军情几天可达，紧急军情则能以最快速度送达。往东，肃州到北京路途遥远，军情十几天到一个月内也能送到。
此外，在大军出征前，军队和物资往往会从河西走廊沿线各个地方先集中到肃州，再由行营统一安排出关，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河西走廊的“枢纽”作用。
补给中转站，运输大后方
在收复新疆之战中，河西走廊不仅是西进的“要塞”，还是后勤保障枢纽。左宗棠在这里筹集粮草，设置仓库、制造所需武器、弹药器械等，还建立转运系统，将物资沿河西走廊运往前线。
▲左宗棠西征途中的运粮队伍。（图片来源：《环球人物》官微）
收复新疆这样规模巨大的作战，所需要的粮草数量庞大，而河西走廊则是最重要的补给地之一。据统计，1873-1875年，左宗棠在河西地区共采集粮食四十余万石。左宗棠规定，采购粮食由专设于肃州、甘州、安西当地的营屯局以现银平价购买，暂时无法支付现银的，由官府发给三联银票，两个月后一定付清。
1875年，左宗棠在肃州设立总粮台，还开辟了四条异地转运粮食等物资的交通线，其中就包括凉州—哈密线。
在河西走廊的东向战略要地兰州，左宗棠创设的兰州制造局积极自制近代新式军械，直接提升了军队作战实力，节约了购买武器军费，有效助力了清军平定西北、收复新疆。
▲在这幅《金城揽胜图》上，可以见到当年左宗棠在甘肃兴办洋务的踪迹。（图片来源：甘肃省博物馆）
粮食军备部署妥当后，为了啃下“运输硬骨头”，清军将凉州、肃州作为核心节点，备足大车与驴骡在平坦路段拉运。进入沙漠戈壁后，便换骆驼队接续前行。
他们还推行“短运代长运”，在肃州、玉门等地设中转仓库，避免物资积压损耗。肃州军装局负责军用品的储存分配、甘肃州营屯局（驻甘州、肃州）负责粮草、官车骡局（驻肃州）负责运输，各部门环环相扣，让西征军队的补给线高效运转。
治策安黎庶，远计固边关
河西走廊对收复新疆之战的支撑和供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左宗棠的提前布局。
1873年，左宗棠提出了一系列综合治理和开发河西走廊的政策、方略，整体推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
左宗棠推出“军屯”“民屯”同时进行的措施，并给最穷荒的安西、敦煌和玉门三州县发放赈银和寒衣，使穷苦百姓不再流亡。屯田所获，除“留种子及自家食用外，余食皆可给价收买”。这就使得受自然灾害和战争影响的流民，能够有重新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条件。
1876年在前往肃州大营途中，左宗棠命令地方官散发耕牛、羊种、银两，帮助战乱幸存者恢复生产，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拨出三千两，其中一半分发给安西贫民买羊种。
不仅如此，他还带领百姓大举试种包括棉花在内的多种农作物。这些举措不仅直接带动了当地农牧业的发展，有利于民众回归安定生活，也解决了部分军粮筹措的问题。
▲左宗棠发吐鲁番厅札文（1878年），文中要求各地“刊刷种棉十要及农书”“拔除罂粟”“急种草棉”，充分体现了他对甘肃、新疆铲除罂粟、广植棉花的重视。（图片来源：新疆档案信息网）
左宗棠还将兴渠筑坝、开挖井渠作为安边要务之一。如在甘州开渠7道，修复马子渠56里，可灌溉农田6800亩；在肃州临水河修建大坝7道，并疏通了被淤塞的渠道。用“以工代赈”等方法，动员百姓凿井，将兴修水利和赈济灾民结合起来，切实改善了民众生产生活。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教化涵养之事也提上日程。为凝聚人心、提振文脉，左宗棠于1875年主持修建了甘肃贡院，建院后共举行了13次乡试，考中举人681人，进士116人。这些人物或在朝为官，或发展实业，推动了河西走廊中华文化的普及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甘肃贡院核心建筑“至公堂”旧貌。（图片来源：玉门历史文物）
左公柳是西北边疆上的亮丽风景。这也是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期间的系列壮举之一。“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夹道林木已遍及西北各地。
当地民众感念其功，亲切地称这些树木为“左公柳”，还在道旁张榜诫谕“勿剪勿伐，左侯所植”，以最朴素的方式，守护这位将军留给河西走廊和西北地区的“春风”。
▲酒泉亭旁的左公柳。（图片来源：中国甘肃网）
风掠过河西走廊，左公柳的枝叶轻拂行人脸庞。曾经的兵戈已远，唯有屯垦的良田、书院的书声与驿道的绿荫，在岁月中沉淀。河西走廊，以军需为骨、民心为脉，撑起的不仅是晚清西北边疆的安宁，也是守土卫国的脊梁，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守护美好家园的历程。
（来源：“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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