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慧
从片名开始，《得闲谨制》便向观众抛出一个充满张力的语言悖论。“得闲”二字，折射的是一种从容恬淡的闲适向往与生存状态，而“谨制”一词，指向的却是一种严丝合缝的工匠精神与井然秩序。二词并置，在电影中的直接所指是主角莫得闲的工匠身份，及其关键时候从民用转为军用的物件，但也在字面上开门见山地、第一印象地构建了一种松弛与紧张的微妙反差。
反差，是这部电影戏里戏外的一种核心气质。作品的出品与创作本身不仅充满反差，主创与主演阵容也十分反差，孔笙与兰晓龙所表征的厚重现实主义底色，与肖战、周依然自带的青年流行文化流量，形成一种跨代际、跨圈层的混搭。这种看似处于不同图层的错位搭配，是试图在文艺创作的骨架上，生长出更具当下传播属性的血肉，通过流量与质感的化学反应，完成商业与艺术的融合。
反英雄的英雄主义
在兰晓龙的战争军事题材创作中，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经常是一种被放弃的选择。从《我的团长我的团》到《好家伙》，他经常通过反英雄叙事笔走龙蛇，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非典型英雄。
《得闲谨制》延续这一反差塑造，将镜头对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家国危机下，那些市侩、软弱甚至令观众乍一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普通人。主角莫得闲也好，炮长肖衍也好，都不是标准的心存大义一腔热血的勇士或天选之人，他们都只想在乱世中苟且偷生，侥幸求生。这种基于生物本能的趋利避害，在合乎人性之下完成欲扬先抑的铺垫。
正是这些小人物在故事前期的怯懦，赋予了后期爆发极具震撼的戏剧张力。当这些平时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甚至烂泥扶不上墙的人被迫抗争、决定强硬，迸发出的生命光辉和生命力量，更加粗粝动人。
在人生第一次的奋起反抗里，他们体会到了苟活并不是一种活着，死斗也并不是一种死亡。小人物置之死地而后奋起，不仅是写给祖国大地的史诗，也是写给他们的心灵成长史。
黑色幽默的戏剧基调
电影另一个令人惊喜的反差是黑色幽默的戏剧基调。《得闲谨制》面对的历史是国破山河在的沧桑沉重，主创并未选择从头到尾地宣泄悲情，而是融合了颇具艺术质感的黑色幽默笔触。
近年来，重大历史战争题材多以正剧或悲剧的美学呈现，黑色幽默的运用提供了艺术上的差异和稀缺，用耳目一新的基调讲述大家耳熟能详的年代。
这种幽默并非单纯为了娱乐，而更投射出一种荒诞现实主义的质感。在紧张焦急、千钧一发的瞬间，时而穿插俏皮戏谑的音乐，与步步紧逼的死亡威胁形成鲜明的情绪对位和反差。
在命运的琴弦上，这些实则是对战争荒谬的嘲弄，背后潜藏着刺骨的寒意与悲凉。这种在残酷中间奏的幽默，不仅没有削弱历史的严肃性，反而更深地烘托出那个时代的扭曲性。
写出的“家”和未写的“国”
家国同构是历史战争题材几乎不可避免的创作结构。《得闲谨制》没有选择宏大叙事书写国，而是专注于描写一个家，国成为隐藏在弦外的主题音。
莫得闲的家庭组成男女老幼俱全，是当时千千万万华夏家庭的缩影与写照。尽管莫得闲常常因家人而真的人如其名的“莫得闲”：太爷经常自行其是，小娃天真懵懂，但这就是家，这就是家人，家庭关系常常是无限亲密的同时一地鸡毛。
莫得闲的每一次挣扎、每一次妥协与每一次反击，其核心驱动力皆源于对家的执念。虽然在故事的推进中，物理意义上的家园被反复摧毁，但人与人之间的羁绊却构建起了一座精神上的堡垒。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世俗牵挂，让莫得闲难以真正“得闲”，也成为他直面日军刺刀时最坚硬的铠甲。
影片几乎没有宏大叙事地书写“国”，却通过对一个具体的“家”的深情凝视，通过对更多聚在一起其实无家可归的个体的觉醒书写，完成了对国家命运以小见大的观照与投射。电影对“国”未着具体一字，却已然写尽山河。
（图由片方提供）
作者简介
杨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副教授。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