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蕤 贾志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20世纪初以来，大批西夏文献、文物被陆续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西夏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所拥有的独特的文字系统、政治军事制度、艺术风格等，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以“五个共同”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正确认识和理解西夏历史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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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自古以来，中原和边疆人民就是你来我往、频繁互动。特别是自秦代以来，既有汉民屯边，又有边民内迁，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这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前赴后继、接续奋斗共同开发的，凝结着各族人民的拼搏与汗水。
在辽宋夏金时期，彼此竞争的对峙政权和交流迁徙的众多族群，共尊“中国”认同、共筑“中国”版图、共承“中国”之制，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由李继迁开端至李元昊建立西夏，实现了对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以及青海东北部等地的管理，结束了这一区域原本较为分散的局面。
西夏建立后，积极推广农耕经济，开垦土地，兴修水利，推动所辖疆域开发。在河西走廊设立监军司，兵民一体，将其变为粮仓与育马牧地。榆林窟壁画《犁耕图》的“二牛抬杠”式犁地场景，形象地反映了西夏役牛犁田开发建设的情景，也说明西夏和中原地区耕作方法基本相同。
据《宋史》记载，西夏在推进区域经济内部整合的同时，与北宋、辽、金在边境地区设立榷场，进行商品交换和买卖。西夏所产的大黄等药材颇负盛名，被商人贩售到世界各地。河西走廊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中原的丝绸、瓷器与西域的玉石、马匹等商品在此转运流通，使这一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与影响力实现提升。历史充分证明，祖国的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祖国的每寸土地都凝结和铭刻着各族人民的汗水和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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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共同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亲缘关系，逐渐形成血脉相融、骨肉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
自唐至宋初的300余年间，党项与汉、吐蕃、回鹘诸族杂居相处。西夏建立后，境内族群关系稳定下来。黑水城遗址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西夏文书，生动反映了西夏境内各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盛况。西夏人骨勒茂才创作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是当时西夏境内流传较广的一部沟通西夏语和汉语的辞书。序言明确提出“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主张各民族间通过掌握不同语言，深入交流，和合共处。
西夏建立后，统治阶级率先推动其皇室与辽皇室、吐蕃贵族联姻，西夏诸王又多娶汉女为妃，民间也不乏族际通婚现象，西夏人复合姓氏即为力证。西夏出土文献《杂字》也记载部分户籍账目中有的家庭夫妻分属不同族群，体现了党项与各族互通婚姻的事实。随着人口迁徙、族际通婚而来的是普遍的礼俗嬗变。各个族群不断吸收彼此的风俗习惯，渐趋兼容。丧葬礼俗方面，党项人也借鉴中原葬俗，西夏陵“仿巩县宋陵而作”，陵园坐北面南，继承汉族南面为尊的观念，《天盛律令》中对丧期礼仪的规定也来源于中原，体现了西夏人在社会生活方面借鉴中原的事实。各族群的民间信仰、衣食住行也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反映这一时期不同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繁盛。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民族是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各民族只有不断团结融合、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才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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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秦汉雄风、大唐气象、康乾盛世，都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历史”。这深刻揭示了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在辽阔的华夏大地上繁衍生息、进步发展中不断形成的，是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时空延续中共同书写的。
西夏的兴衰，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从公元1038年到1227年的189年时间里，西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写下光辉篇章，深刻体现了中国历史由多民族共同塑造。据《辽史纪事本末》等史籍记载，西夏将王族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北魏拓跋鲜卑又自称黄帝裔，建立起西夏人乃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在制度实践上遵循“中国之制”，基本承袭唐宋行政体制，这些反映出西夏对大一统秩序的认可与信仰。此外，西夏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和遗址遗迹，如西夏陵、拜寺口双塔、承天寺及鎏金铜牛、西夏文碑刻等，见证了西夏历史、文化、艺术、宗教、建筑等多方面成就。历史充分证明，辉煌灿烂的中国历史是包括西夏各族在内的我国各族人民以智慧、才能、勤劳共同写就的，共同推动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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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这深刻揭示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的变迁中彼此融通、相互涵化、兼收并蓄，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有机整体的形成。
西夏时期，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在各州县普设学校、建孔庙、尊孔子为文宣帝，翻译儒家经典，以《孝经》《论语》等为教材，规定番汉都可以参加科举，借鉴唐宋法典，杂用唐宋礼仪，充分体现尊孔崇儒之风。西夏文借用汉字的基本笔画，“字形体方整类八分”，八分体是汉字隶书体的一种形态。在少数民族古文字中，西夏文是最接近汉文的一种。一些失传文献如吕注《孝经》等，其西夏文译本却比较完整地被保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西夏统治者还信奉佛教，修建庙宇。《宋史》记载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东地区五台山供佛，又向宋朝求赐佛经；《辽史·西夏外纪》记载西夏形成以佛教为主，佛教与道教、原始宗教并存的局面，其中回鹘僧人在西夏前期的佛教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时期修建的贺兰拜寺口双塔是模仿汉制的13层密檐式砖塔，既彰显了西夏建筑的高超成就，也体现出不同民族间思想文化交流的广泛。西夏诗文作品借鉴和吸收了汉文化，如黑水城出土的《宫廷诗集》和西夏国师鲜卑宝源创作的《贤智集》，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均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河西乐是西夏时期流行的音乐曲种，其礼仪、音乐遵循宋制，也吸收了吐蕃等周边民族音乐之长，流传甚广。在贺兰山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确认了西夏不仅效仿中原地区的泥活字印刷，还进一步成功使用了木活字印刷。历史充分证明，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又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中华民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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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伟大民族精神贯穿于中华文明的每一个时代，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更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实基石。
西夏创立“和市法”规范边境贸易，设立“通济监”发行汉夏双文钱币，其“盐引”制度被元朝发展为“盐钞法”；其冶铁生产掌握了冷锻硬化工艺，所造兵器非常犀利，“夏人剑”享有很高声誉；出土于西夏陵区的鎏金铜牛，集冶炼、成模、浇铸、抛光、鎏金等工艺为一体，反映西夏金属制作的高超工艺，这些无不彰显了创造精神。在相对贫瘠的西北地区和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西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兴修水利、引黄灌溉，大力发展毛织毡毯、兵器制造、陶瓷砖瓦、金属工艺等，有力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体现了奋斗精神。历史充分证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各民族生活方式、理想信仰、价值观念的文化浓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
（作者：杨蕤、贾志刚，分别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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