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考古下西洋 探寻海上丝绸之路在斯里兰卡的文明印记｜天府周末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斯里兰卡，印度洋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自中国东晋时期高僧法显在此修行，到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在当地设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友好交往已持续上千年。

从2018年起，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为主的一群考古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在当地最早崛起的印度洋著名古代港口曼泰港遗址，探寻它的发展脉络；在斯里兰卡西北省帕巴鲁伽拉遗址，揭开海上丝绸之路“硬通货”——印度—太平洋玻璃珠的生产流程。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揭开了斯里兰卡在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的繁华过往，也拼接出古代中国扬帆出海的生动面貌。

联合考古队工作照

2025年12月，从斯里兰卡归国的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范佳楠依旧忙碌，日常授课带教、推进实验室工作之余，她还需对本年度考古发掘的各类材料开展统计、绘图、拍照等整理工作。

乍看范佳楠的工作与斯里兰卡并不搭边，为何要远下西洋，到印度洋上的一个岛国展开考古工作？答案，写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上千年的密切交往中。

斯里兰卡，即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狮子国、师子国、僧伽罗国。早在东晋时期，高僧法显到天竺求法，选择海路归国时，中途在斯里兰卡遍访诸寺、四处参学。法显著有《佛国记》一书，记录了当地风土人情，成为了解斯里兰卡历史的重要史料。

“这场千年前的文化交流，开启了两国密切交流的序幕。”范佳楠介绍，史料记载，公元5世纪到8世纪，僧伽罗国曾到中国朝贡，中国不少高僧也前往交流。《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僧伽罗国当年的佛教兴盛情况：“王宫侧有佛牙精舍，高数百尺。莹以珠珍，饰之奇宝……”

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其间带去明成祖朱棣下诏所立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这块石碑共刻了汉字、泰米尔文及波斯文3种文字，记载郑和船队在此巡礼圣迹、布施香礼，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民族、语言和宗教共存的历史。《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如今是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一条海上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在斯里兰卡广受欢迎，中国也从斯里兰卡运回香料、宝石等当地物产。新中国成立后，两国在1952年冲破西方国家经济封锁，签订了以用大米换橡胶为主要内容的《米胶协定》，成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史上的佳话。

曼泰港考古调查工作照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今考古文博学院）考古系与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考古系签订考古合作研究备忘录。2017年12月8日，双方正式签署协议，合作开展曼泰港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

在范佳楠看来，对异国他乡的一座港口进行发掘，意义不凡。“中国和斯里兰卡历史上交流密切，更多痕迹就埋藏在泥土里。不仅如此，斯里兰卡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是贸易中转站的枢纽，既和中国交流密切，也与西方文明以及中东波斯文明多有交往。这里的考古成果，很可能生动反映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

在斯里兰卡搞发掘，究竟在哪里下铲最有价值？

作为四川大学—凯拉尼亚大学中斯联合考古队中方现场负责人，范佳楠和同事广泛走访当地博物馆、查阅历史文献，与凯拉尼亚大学团队几经商议，最终选择了曼泰港遗址。

曼泰港位于斯里兰卡岛西北角，紧邻马纳尔海峡，与印度隔海相望，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交通咽喉。腹地坐拥都城级大都市阿努拉德普勒，商贸条件得天独厚。从公元前337年到公元1017年，这里稳居斯里兰卡第一大海上贸易港的地位。

深厚的历史积淀，在100多年里不断吸引着各国考古学家在此展开发掘工作。遗憾的是，这些考古成果各有学术目标，却没有解决曼泰港遗址始建时间、分期、布局等诸多问题。

联合考古队驻扎遗址后，首要任务是找到以往发掘的旧探方位置，以便部署钻探调查的实施区域。

曼泰港考古现场

时隔经年，遗址地表已被大量植被覆盖，古城垣踪迹难辨，遗址内的西南部，分布着大片居民住宅。考古队以遗址中心的一处神庙为参照，在其周边仔细踏查，发现此前的考古工作多聚焦于遗址南部区域，对遗址北部的大片区域还缺乏基本了解。最终，双方决定在面貌尚不清晰的遗址北部开展钻探。

每隔10米1个钻孔，在遗址内密集地布设开来。在中国考古中常用的洛阳铲，在斯里兰卡遗址中得到令人惊喜的发挥。钻探结果显示，在探杆下到约1.2米处时，部分钻孔就已经带出具有断代意义的遗物。它们包括8—10世纪的南亚黑红陶及9—10世纪的中国青瓷片；并发现了时代不明的玻璃残片，疑似产自西亚地区。钻探间隙，联合考古队还围绕城垣展开踏查，确认了曼泰港城垣的分布情况。

正式展开发掘后，丰富的出土文物让考古队员大为惊喜。

深埋地底的印度陶器，可能为产自古印度北部地区的磨光黑陶，时代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600年。这些磨光黑陶说明了斯里兰卡岛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通过曼泰港与印度产生了某种联系。

2019年曼泰港遗址发掘出土的中国瓷器、伊斯兰釉陶、印度陶器及本地陶器等遗物（右边一组为中国瓷器）

遗址还出土了大量中国陶瓷器，包括越窑青瓷、广东青瓷、长沙窑青釉彩瓷以及邢窑、定窑及巩义窑等北方窑口烧造的白瓷，甚至包括极少量的白釉绿彩和三彩器。时代最早的为中唐时期，大多数集中于晚唐五代时期。这些陶瓷器，展现了9—10世纪中国陶瓷外销第一个高峰时段的陶瓷贸易特点。

范佳楠介绍，中国陶瓷的大规模外销始于9世纪，印度洋以西地区发现的9世纪以前的中国瓷器十分鲜见。“本次发掘出土的中唐时期巩义窑白瓷及三彩器等，为研究中国陶瓷外销至印度洋地区的起始时间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随着发掘的持续，伊斯兰釉陶器在遗址中也多有发现，还有疑似属于罗马—拜占庭系统的陶器。这些出土的陶瓷类遗物，蕴含了复杂的文化背景，广域上涵盖了整个地中海—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各种玻璃、石质及贝质遗物，也说明曼泰港很有可能是珠饰的生产和加工地。遗址还发现了各类宝石原材料，可能为斯里兰卡对外输出的重要贸易商品。

曼泰港遗址的考古成果，从遗物来源的层面证实了曼泰港在东西方贸易中的枢纽地位，丰富的遗物展示了商品贸易的过程环节，凝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繁华，为中外交通史及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物证据。

在古代印太海洋贸易体系中，斯里兰卡对外输出的除了香料和宝石，印度—太平洋玻璃珠也是重要的贸易品。斯里兰卡西北省库鲁内加拉地区的帕巴鲁伽拉遗址，以生产印度—太平洋玻璃珠而闻名于南亚，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

2024年，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联合考古队，针对这处遗址展开了工作。他们带领两所高校学生实地参与考古教学，希望搞清楚遗址的文化性质、年代序列和生产技术等问题，甚至梳理这些美丽的珠子是如何通过贸易网络进入中国广袤地区的。

帕巴鲁伽拉遗址出土的玻璃块

斯里兰卡的夏天，气温高达40℃。考古队员在工地上搭了简单的棚子，每天早上9点便在探方里埋头苦干。工地离遗址有一小时车程，午饭只能是早上带出来的冷餐。幸好，工地不远处偶尔可见野生大象悠闲散步，不时还可以看到其他动物飞奔而过；当地特有的饮茶习惯，每天还多了两次茶歇时间，这些都让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中多了几番欣喜。

最大的惊喜，来自丰硕的考古发现。

2024年，考古队在遗址做了地表物理探测，发现近50座窑炉，“这样的规模非常巨大。我们推测，这里有可能是南亚最大的生产玻璃珠的遗址之一。”范佳楠介绍。

正式考古工作在2024、2025年相继展开，果然很快发现了窑炉遗迹。值得一提的是，发掘清理的3座窑炉存在两种不同形态，可能对应了玻璃珠制作的两道不同工序——工匠们或许把石英砂等原料先熔炼为初级的玻璃块，再用另一种窑炉将玻璃半成品拉成管状，并最终切割成小玻璃珠。

上万件印度—太平洋单色玻璃珠子和玻璃熔块等重要遗物，可以确认这处遗址至少在2—5世纪的时候，已发展成为一处专业化、规模化的玻璃珠生产中心。

帕巴鲁伽拉遗址出土的玻璃珠

在考古发掘的同时，队员们还展开了矿源调查。

在距离遗址直线一公里左右的地方，联合考古队找到了石英矿藏和矿脉。“这充分体现了古人选择帕巴鲁伽拉作为窑址的智慧。”范佳楠解释，遗址位于一条小河旁，附近有村落提供劳动力，还有一条大河可以通往当时的首都，并通过其他水路连接曼泰港。如此一来，这些当地的特产就能以最小的成本，销售到斯里兰卡其他区域并走向海外。

近年来，在我国广西北海、四川成都都曾出土过这种外观相似的玻璃珠，它们可能就来自该遗址或南亚其他地区的玻璃珠生产基地。对帕巴鲁伽拉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不仅有助于系统揭示玻璃珠产业链的生产和工艺流程，丰富对南亚古代玻璃珠制造技术的认识，也为古代世界玻璃珠技术源流和技术传播的研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证据。

四川考古力量“走出去”还远未结束。范佳楠介绍，四川考古人未来将持续在曼泰港等遗址展开工作，以考古实证的方式展现古代亚洲文明之间悠久的交流与互鉴历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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