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博 王秀军
“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五年，也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的关键阶段。截至2024年底，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68%，研发经费总量已突破3.6万亿元，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并系统部署了“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的三维产业发展战略。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其人才培养体系能否与产业变革趋势实现“同频共振”，不仅关系到教育自身的现代化，更直接决定着国家产业体系的竞争力与安全性。
一、三类产业变革的宏观态势与内在“频率”
理解产业变革的“频率”，是高校实现“同频”的前提。“十五五”规划勾勒出的三类产业，其发展逻辑、驱动要素和人才需求呈现出鲜明差异。当前，中国制造业正经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关键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对人才供给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一）传统产业：存量优化中的“提质增效”频率
传统产业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4.9%，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船舶、建筑等重点传统产业在中国工业体系中占据基础性地位，提供了数千万个就业岗位，凸显了其通过提质升级实现价值重塑的重大战略意义。
“十五五”期间，传统产业的核心任务并非规模扩张，而是通过“数智化、绿色化、服务化”实现价值重塑。从数字化转型进度来看，截至2025年6月底，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别达到84.0%、66.8%。同时，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2025年上半年，软件业务收入70585亿元，同比增长11.9%，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共实现收入7434亿元，同比增长12.1%。这种转型已从单点技术应用迈向全流程深度集成。在绿色转型方面，压力与动力并存；工业领域能耗占全国总能耗比重维持在三分之二左右的高位，“双碳”目标正倒逼传统产业必须加快绿色制造技术应用，如，安徽海螺水泥厂的成功实践展示了绿色转型的潜力，其世界首条水泥窑烟气碳捕集纯化示范项目，实现了对温室气体的消纳和商业转化。此外，传统产业还呈现出向服务化延伸的趋势，从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发展服务型制造，增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价值含量。
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频率对人才能力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传统产业当前不再仅仅需要精通单一专业的技术人员，而是迫切需求能够将数字技术（工业互联网、大数据、AI）、绿色技术（节能环保、循环利用）与传统工艺进行深度融合的“赋能型”复合人才。因此，培养和造就一支能够适应并驱动这一转型浪潮的人才队伍，已成为推进传统产业价值重塑的关键所在。
（二）新兴产业：增量崛起中的“集群创新”频率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发展的新引擎。“十五五”规划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作为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重点，并特别强调集群化、规模化、应用化发展。202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3%，2025年该比重有望超过17%。2025年，我国半导体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800亿美元，占全球30%。2024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3128.2万辆和3143.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7%和4.5%，我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288.8万辆和1286.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4.4%和35.5%。新能源新车销量达到中国新车总销量的40.9%，继续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增长点；同时，2024年新能源汽车出口128.4万辆，较上年增长6.7%，继续领跑全球。2025年第一季度，在全球动力电池装车量十强榜单中，以宁德时代、比亚迪等龙头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合计市占率为67.5％。
新兴产业这种增量崛起中“集群创新”频率表现为快速迭代与生态协同的强烈需求，表现为新兴产业对具备跨学科背景的“π型人才”需求迫切，这类人才能够将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可规模化生产的产业化成果。同时，新兴产业对人才的工程实现能力和产业链协同能力要求更高，需要具备从概念验证、中试放大到产业化落地的全流程经验。
（三）未来产业：变量突破中的“前沿探索”频率
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革命的前进方向。“十五五”规划前瞻布局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前沿领域。这些产业目前尚处于技术路线探索和概念验证阶段，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颠覆性特征。目前，截至2025年4月，中国AI专利申请总量达157.6万件，占全球总量38.58%，稳居世界第一；在生成式AI这一新兴领域，中国的优势更为突出，2014-2023十年间，中国累计申请生成式AI专利超3.8万件，是美国的6倍；2024年全球新增4.5万件生成式AI专利，中国贡献2.7万件，占比61.5%。在量子计算方面，“祖冲之三号”的最新成就是实现了105比特的相干操控，并在量子优越性上取得重大突破。在核聚变方面，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计划正按“三步走”的路线图稳妥推进，旨在2035年建成工程实验堆。在6G通信领域，工信部2024年发布的《6G网络架构展望》提出，中国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6G商用，目前已在太赫兹通信、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等方向取得重要进展。
未来产业这种变量突破中的“前沿探索”频率，要求相关人才需要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强烈的探索精神和跨学科协作能力，能够进行开创性研究。尽管国家持续加大在相关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但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如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的顶尖人才缺口依然巨大。
二、产业“频率”映射下的人才能力新画像与高校培养的现实差距
三类产业不同的“频率”，对人才能力构成了三维需求画像，也对现行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已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教育部2025年9月发布的数据，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升至60.8%，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十四五”期间，高等教育累计向社会输送了5500万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教育更是贡献了现代产业体系中70%以上的新增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但在人才培养质量与产业需求匹配度方面仍存在显著不足。
（一）三维人才能力画像的深化解析
1、赋能型工程师（面向传统产业）
面向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需构建一种更加立体的“T型”能力结构，大力培养赋能型工程师。在专业纵向上，不仅要深耕传统工科知识，更需掌握智能传感、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孪生等新兴技术原理，实现传统技术与数字能力的深度融合。在知识广度上，需拓展至碳足迹管理、循环经济、服务型制造等新兴领域，以支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商业模式创新。其最核心的能力是形成“工艺+数据+算法”的复合能力，能够将实际工艺问题转化为可计算模型，并利用数据算法进行优化，从而领导完成生产线数字化改造等实际项目。这一能力要求正与《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国家政策所强调的“人员能力”标准相契合。因此，赋能型工程师的本质是传统产业变革的“催化剂”，其价值在于通过跨界的知识体系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驱动产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升级。
2、集成型创新者（面向新兴产业）
面向快速迭代的新兴产业，需构建一种坚实的“π型”能力基座，即在两个及以上专业领域具备深度，并拥有强大的跨界整合能力，大力培养集成型创新者。例如，生物医药领域既需理解药物靶点机制的生物学功底，也需掌握GMP规范下规模化生产的工程学精度；华为的人才报告同样指出，其最亟需的是能横跨材料、信息、机械等多领域的复合型专家；同时，这类人才除双专业深度外，还需具备项目管理、资源协同与商业模式思维，能够领导团队完成从技术研发到产品商业化的全过程。培养此类人才需打破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项目制学习、校企联合导师制强化实践能力，并在评价中突破单一论文指标，纳入技术转化与协作成效。同时，政策需提供制度保障，如开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构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并配套具有竞争力的激励措施，以系统化支撑“π型人才”成长，有效响应新兴产业对创新引领者的强烈需求。
3、探索型科学家（面向未来产业）
面向前瞻性的未来产业，需构建一种“蘑菇云型”能力结构，大力培养探索型科学家。这类人才的特点表现在突破性创新能量并非源于单一学科的纵深挖掘，而是依赖于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的广阔知识基座所产生的“链式反应”。如在量子信息科学领域，突破性进展往往源于研究者能同时精深理解量子力学、计算机科学、数学乃至电子工程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体系，并将这些知识创造性融会贯通，形成系统性认知网络。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相关研究表明，最具创新活力的学者通常在早期研究中就已构建起跨学科思维框架，其创新爆发力正来源于对多个学科前沿的深刻理解与创造性整合能力。因此，培养面向未来产业的各类人才，关键在于能否彻底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系统推进跨学科项目制学习，并着力营造一种鼓励自由探索、包容失败的研究文化，从而支撑其在“无人区”实现从“0到1”的原始突破。
（二）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差距分析
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错配。这一差距直观体现为毕业生岗位适应周期较长，而背后则是人才培养在结构、机制、模式与师资层面的系统性滞后。
学科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的契合问题。虽然，中国高校专业结构正在积极调整以适应产业变革，但传统工科专业仍占据较大比重。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战略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高素质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然而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师资，特别是兼具深厚学术造诣和丰富产业实战经验的复合型教师仍然短缺。这种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招人难”与部分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为此，教育部正通过建立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机制、强化专业设置与就业联动等措施，力图增强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
产教融合深度不足的体制机制障碍。中国各高校教师职称评价体系仍高度依赖论文、科研项目等传统量化指标，科技成果转化在评审中的权重偏低。同时，企业在参与产学研合作时，面临的考核激励机制也难以有效支撑其对长期创新和战略合作的投入。这种评价体系的“双冷”局面，导致许多产学研合作难以触及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制约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破除这一困境，亟须国家层面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完善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并实质性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高效协同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新范式。
培养模式创新滞后的深层矛盾。中国高校的教学方式当前仍在较大程度上沿袭着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传统模式，项目式学习、探究式教学等新型教学方法的应用广度和深度仍有待提升。与此同时，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对期末闭卷笔试的路径依赖依然较强，过程性评价、多元化考核的推进步伐相对迟缓。这种“重知识灌输、轻能力培养”的教学与评价体系，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已成为制约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当前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师资队伍结构失衡的现实困境。当前，中国高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充足企业实践经验的教师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特别是青年教师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教学、有效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尚显薄弱。这种师资结构难以充分满足不同产业对人才的差异化需求，成为深化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瓶颈之一。为此，亟须通过完善教师评价体系、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构建多元支持机制等路径，系统性提升教师的“双师”素质。
三、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路径
要让高校的人才培养“频率”与产业变革“同频”并产生“共振”，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这需要政府、高校、企业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从理念、模式、机制等多个层面进行创新。
路径一：以学科专业动态优化为前提，重塑知识体系
实现“同频共振”，建立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至关重要。建议依托国家大数据平台，构建“产业-人才”供需监测预警系统，实时跟踪产业技术变革和人才需求变化。成立由行业专家、科学家参与的专业设置指导委员会，实施专业设置“正面清单”与“负面清单”管理。为应对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高校需深化学科专业供给侧改革，其中关键在于构建动态优化机制：一方面果断淘汰与社会需求脱节、就业状况不佳的专业；另一方面，面向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前瞻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交叉专业。更为核心的是，要大力推进学科交叉融合，通过建设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整合多学科资源，开设跨学科课程与项目。
路径二：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途径，打通理论与实践壁垒
实现“同频共振”，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有效途径。一是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推动过程融合。核心在于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共建高水平实践平台，将真实产业环境和科研项目融入培养全过程。例如，通过推行“双导师”制，由企业专家与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推广项目式学习，让学生在产业一线发现并解决真问题。改革考核方式，探索以技术专利、解决方案、项目报告等产业实践成果替代传统论文，切实提升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二是创新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引导教师投身产教融合。改革教师考核评价体系，将教师参与课程建设、指导学生实践、取得技术成果转化及解决产业实际问题的贡献作为职称评聘、绩效分配的重要指标。设立“产业教授”等特设岗位，吸引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产业专家到高校兼职任教，打造一支既懂理论又通实践的“双师型”队伍。
路径三：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激发内生活力和动力
“同频共振”的活力和动力来自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一是完善校企协同的政策与利益共享机制。政府应牵头制定更具操作性的激励政策，例如，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可在税收减免、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实质性倾斜，并清晰界定校企合作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与成果转化收益分配规则，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联结，来构建“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的长效机制，改变“校热企冷”的局面。二是要建立跨部门的协同治理体系。打破部门壁垒，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例如通过设立专项工作组或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政策资源，形成工作合力，避免“政出多门”，为校企合作扫清体制性障碍。
路径四：以平台载体建设为支撑，促进资源的开放与高效配置
“同频共振”走向深入，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一是实体化建设高能级协同创新平台。重点支持校企共建一批集实践教学、技术研发、社会培训功能于一体的产业学院、协同创新中心和实习实训基地。这些平台应超越简单的挂牌合作，实现人才、资金、设备、技术的深度融合运营。二是着力推进数字化资源平台的开放共享。大力推动优质课程资源的跨校共享与学分互认；同时，建立大型科研仪器设备等优质资源的数字化共享机制，推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向高校师生有序开放，将顶尖科研资源有效转化为优质育人资源。三是构建人才与需求精准对接的信息服务平台。由政府或行业协会主导，建设区域性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动态汇集产业技术需求、企业项目资源、学校人才信息等，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校企需求的智能匹配与精准推送，有效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
（作者于博系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王秀军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改革发展研究部副主任）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联系电话028-869682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