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帝后元五年（公元前159年），南郡安陆县小吏越人参加漕运考课排名靠后，被劾，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十一月受讯，被“夺劳三月”，即削减三个月的劳绩。其间，在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越人还因为工作疏误三次被罚款。这一连串的考核处罚，几乎是越人仕途甚至整个人生的最后片段。随后，越人消失在历史尘埃之中。
越人职场技能满分，“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长期在基层担任小吏，勤勉十余载，屡被借调，升迁却缓慢。他的职业轨迹被云梦睡虎地汉简《质日》记录勾勒，直到2006年才重见天日，让今人得以一窥一名西汉小吏在基层繁杂公务中的奋斗与挣扎。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不久前在央视热播，其中刻画唐代小吏职场生态的剧情引起不少共鸣。
如履薄冰：基层小吏的生存困境
秦汉之制，影响深远。自郡县制正式成为地方政治体制，县一级官吏就承担了大量责任。在县令（县啬夫）之下，还有设置复杂的小吏，职权划分混乱。
就拿越人来说，他在汉文帝前元九年（公元前171年）下半年任县之官佐，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八月除为阳武乡佐，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十二月正式就职，爵为公乘。但从他经手过的工作来看，他曾“治籍”“治田籍”“治计廷”“治漕课”“治吏功尉”，也“丈田”“计田”“上计”“入计廷”“上算志”“上算状”，还频繁“将”众从役、“给事狱”“兼狱”。有时还会出差，前往本郡、邻郡的其他辖县执行任务，如送客、买马、“上期会”……几乎彼时基层会遇到的工作任务，他都曾包揽，似乎做得还不错，才得到了“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的评语。
这种“全能型小吏”的困境并非越人独有。在同样出土于睡虎地的秦简《编年记》中，名为喜的秦代小吏也展现了基层小吏的超负荷状态：他既要处理文书，又要审理案件，还要监督农田灌溉。与越人相似，喜不仅写下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工作手账”，还在墓中随葬了大量法律文书和“为官指南”，印证了“什么都会”是基层小吏的生存刚需。
在行政科层化程度尚低的秦汉时期，小吏的职权划分并不明确。他们既要在一县主官的领导下承担赋役征收、治安维护、灾荒救济、教育教化、司法刑狱等具体职责，又要负责迎来送往、文书上传下达、日常采买等繁杂事务，还要面临严苛的考核，一不小心就被劾受讯，影响升迁。
自然，小吏的生存困境只是古代基层治理中的一隅。在官吏分途的时代，对于另一个体系的“官”而言，也同样难以逃脱庞杂职责带来的压力和冲突。《清史稿·职官三》中有明确的记载，“知县掌一县管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这一“责任清单”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官场，无怪乎唐朝一名叫韩琬的监察御史在他写的一本《御史台记》中，调侃“入县令为畜生道”，清朝还有“前生不善，今生知县”的说法。
对于县令、县丞、县尉等基层官员来说，繁复的职责如一座座大山压下，考核之苛细不顾及实际情况，更令人窒息。比如秦律规定，“实官户关不致，容指若抉，廷行事赀一甲”，“实官户扇不致，禾稼能出，廷行事赀一甲”；仓有“鼠穴三以上赀一盾”。意思是，仓房门闩不紧密，可以容得下手指或撬动的器具，或者有谷物从里面漏出，罚缴一副完整的盔甲；如果仓房中出现了三个鼠洞，罚缴一个盾牌。如此琐细微小的问责，让秦代官吏如履薄冰。
这种权责错位的困境，在漫长的古代官场不断发生，与之相随的，是历代曾尝试对官员职责的明晰划分、制衡和效率优化进行探索。
循名责实：古代基层的“权力清单”
“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实际上，秦律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各个机构、各类官员、各级官员明确地规定了职责义务。所谓“循名责实”，就是要求大小官员的职务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相一致。如果官员玩忽职守，就会被弹劾追责。
只是在秦律的连坐制度下，“循名责实”理念被扩大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官员的基本权利。岳麓书院藏秦简《暨过误失坐官案》就揭露了秦代一名县丞遭遇的议罪讨论和量刑风波。
暨是江陵县丞，在秦王政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六月至十月的短短五个月内，他受到了8项弹劾追责。除了自己的工作失误，他甚至还承担了同僚违法的连坐责任，包括县尉征发戍卫不当、县司空输送不当等。
暨希望减轻处罚，进行了申诉。从申诉材料来看，失误都不是暨有意为之，更没有谋求私利，吏员们便围绕这些罪行是应当“累论”还是“相遝”（指“重罪吸收轻罪”）进行了讨论。
很显然，吏员们对县丞既要负责自己分内之事，还要承担他人工作失误，展现出了巨大同情。这大概就与当时吏员面临的职场环境有关，他们或许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或许害怕自己将来陷入同样的境地，纷纷对暨表示支持，希望能够改变此种状况。只可惜，在严苛的秦律下，讨论的最终结果是“却曰：不当相遝”。
严刑峻法是秦亡的重要原因，汉初吸取教训，对基层官吏的问责机制也更具合理性，如《二年律令》对于故意和过失行为所承担的行政责任就有着明确的区分。再如对某些官吏的过失，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或恶劣的影响，实际上也并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较好地保护了基层官吏的工作积极性。
出于统治者集权、官员分权的考量，自三公九卿制开始，官吏品阶体系逐步建立，官员各司其职，其品阶高低决定了权力大小与职责范围，体现出统治者对国家权力的分配与管理。而在最基层的县级政府，很多时候以县令为核心，县丞、主簿、县尉为属官，加上大量的吏，构成了县政运作的整体。
理想状态下，主官与属官的职责划分其实是明晰的。如县令作为最高长官，主持全面工作；县丞作为“二把手”，协助县令处理重要的民政事务、典狱判案等；主簿负责公务文书的上传下达，在处理案件时为县令提供顾问；县尉在县官中地位最低，但与其他三者侧重分管“文事”不同，县尉分管“武事”，负责安全事务。
治吏之道，不在“万能官员”，而在“有限权力”与“有效协同”，在县一级即所谓“簿勤于勾稽，使人无重叠追催之害；尉勤于警捕，使人无穿窬攻劫之扰”，只需几名核心官员，就能形成一套高效的管理体系。但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尤其县丞作为辅佐县令最重要的属官，与县令的职能有大量重叠，往往处于尴尬的地位——如果严格按照“权力清单”做事，有威胁县令地位之嫌；如果避嫌躺平，“官虽尊，势力反出于主簿、尉之下”。在宋代，甚至还有“对移”制度，主簿、县尉可以通过上级的“对移”命令，取县丞而代之。
《简牍探中华》第二季介绍了云梦睡虎地汉简《质日》，展现了西汉小吏越人的“工作日记”。
简政安民：有人在夹缝中践行
在古代官场，基层官员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大量繁杂、职责之外的事务，有时还会在上级不合理的任务指派与百姓期待之间挣扎。可贵的是，一些官员在这样的夹缝之中，仍展现出为民请命、敢于担当的凛然风骨。
宋仁宗时，与苏轼并称“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的吴育，曾在襄城当知县。他照成例供付，绝不许手下任意向百姓索取。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将以往摊派给百姓的祭祀用猪羊等，全部改由官府承担，一举减轻了当地百姓近半的负担。即便面对路过宦官倚仗权势索要车驾的蛮横要求，吴育亦毫无惧色，一概严词拒绝。正是这种“宁可得罪权贵，绝不扰民分毫”的坚定态度，使得那些过往骄横跋扈的皇族宗室子弟，即使在其他地方纵容鹰犬践踏民田，一旦进入襄城地界，也相互告诫约束，“毋敢纵者”。
还有曾任宛丘主簿的杨仲元。当时宛丘百姓因为天气干旱，实在无法缴纳赋税，向主官申请免缴或缓缴。主官不仅拒绝，还说咱们这里哪有什么干旱，一定是“狡吏”引导百姓这么说的。杨仲元在一旁听了，挺身直言，说田野中连青草都没有了，您整天在黄堂（衙门大堂）中宴饮享乐，怎么会知道呢？您但凡移步出城，到郊区看一眼就知道有没有干旱了。至于您所说的“狡吏”，不是别人，正是我杨仲元。在杨仲元的据理力争下，主官“竟免其税”。
吴育与杨仲元的故事，绝非孤例，而是在古代官场中，那些为民担当的脊梁所闪烁的微光。他们在不合理的重压与僵化的体制罅隙里，以个人的胆识与智慧，奋力撑起一片庇护黎庶的天空。这种担当的核心，正是对“简政安民”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真正的治理，不在于任务的繁多与表面的勤政，而在于政令本身的合理性与执行的有效性，在于能否真正体恤民力、纾解民困。
面对超越常理、徒增民困的“公务”，他们的选择不是机械执行以求自保，而是秉持以民为本的理念进行理性审视与勇敢抵制。吴育拒绝宦官索求，是不畏强权，更是守卫官府正常运转的边界，防止权力滥用成为压榨百姓的借口；他让官府承担祭祀费用，则是主动削减不合理的摊派，将“官府应尽之责”从百姓肩上卸下。杨仲元更是以犯颜直谏的方式，戳破主官的粉饰太平，力争不合理的赋税征收得以中止……这种担当，在古代官场也往往招致巨大的仕途风险。宋徽宗时，佞臣朱勔随意给州县摊派徭役，只有吴县知县赵训之“不为屈”，最终因忤逆朱勔而被迫称病辞官。然而，正是这份“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勇气，让“简政安民”化作有血有肉的实践，至今仍有镜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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