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 年在景德镇进行的城市考古发掘，为明清典型市镇空间格局的探讨提供了机会，对于阐释景德镇陶瓷生产与运输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是在发掘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空间认知与实地踏勘所进行的初步思考，在明晰核心建筑与周边山水宏观格局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分析地形、道路体系、核心建筑、重要建筑轴线以及与相关古代测绘系统的关系，复原、逆推与相关建筑修建和沿革发展的相关情况。
景德镇2024年开展的考古发掘，为探讨明清市镇的空间格局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考古发掘前及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首先要结合市镇、建筑所处自然环境、人文要素，对相应时代古人规划建设观念和技术作出分析和预判，这是对考古工作进行规划的重要步骤。进而，经由后续发掘的证实或证伪，可逐步接近当下对古人建筑观念的理解。本文将基于文献资料和实地踏查，主要探讨明清景德镇的城市格局。
（一） 思考山与江
明初设立御器厂，其选址应包含了对原料、安全、交通和山水形势的综合考量，并由此为明清景德镇市镇格局奠定了基准点。景德镇所在区域内，最显著的高峰是位于其东侧的黄山。自黄山逶迤而西的山脉，经过高岭土矿区，绵延至景德镇与浮梁县区域，与自北向南流的昌江组合成了传统的“阳地”。其坐东面西的格局，与明清宜昌古城（明夷陵州城、清东湖县城）类似：城东曾有东山寺，码头沿南北向的江岸展开。基于选址，随着昌江东岸的沉积，城区就有向西拓宽、位移的可能性。同时，历史时期昌江可能的泛滥，也会导致道路有后退的可能性。因此在考古发掘中，若发现木桩、地钉或护岸等，或与相关渡头、码头及其变化关系密切，相关码头也存在自东向西移动的可能性。
御窑厂坐落在五龙山中间一脉上，相关建筑群基址坐北偏西、向南偏东，区域内古建筑院落也以面南为主。在御窑厂小区域内，公馆岭是分水岭，公馆岭以西的单体建筑坐东偏北、向西偏南，院落大门原朝南偏东；公馆岭以东的单体建筑或坐西偏南、向东偏北，或坐北偏西、向南偏东，因此御窑厂院落大门或朝南偏东。
作为承担瓷器生产的手工业重镇，景德镇的运行犹如一个有机体：山脉构成其骨骼，水系成为其血管，承担了薪柴、瓷土、包装等大量原材料的输入，以及官窑和民窑瓷器的输出。从高岭延伸至昌江的东河，流经早期窑址密集区域的南河，以及源自祁门、汇入鄱阳湖再连通长江的昌江，都成为这座市镇输送养分的血管。为满足高效运作瓷器生产，需要日复一日地大量输入原料和输出产品，这些现象反映在沿江、沿河码头及相关的道路上，构成了高度整合的交通网络体系。
目前所知昌江东岸与水相关的信仰遗存，有水府庙、晏公庙、水星阁、泗王庙等，应注意其位置、朝向与码头的关系，此外码头与昌江水流的关系是怎样，是否存在纤道？都应在码头相关考古中予以关注。
（二） 中心建筑与明清市镇格局
宋代于景德镇设立的监镇厅不在明清景德镇街区之内，或可借此猜测，明清景德镇老城格局的形成与明朝前期御器厂设立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模式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代御器厂的设立，构建起一个以其为中心的赋役供应体系，里甲民户与窑户、匠户共同承担了支撑御器厂运作的任务，其中御器厂附近里仁、镇市、长乡、湖田四都共一十三里百姓为负担烧造任务的主体，其支撑御器厂运作的任务包括御器厂的管理维护、厂中“匠役”与辅助、官窑瓷器的解运以及制瓷原料的征纳［１］。
据文献记载，“天顺间珠峰建阁，曰朝天”［２］，“成化间内翰朱元佐奉命视陶，即朝天阁为堂”［３］。朝天阁所在的珠山，是重要建筑御器厂的镇山。“马鞍山，在镇市都，旧取土作瓷匣，后以景镇来龙，禁止。”［４］对比可见，“景镇”坐东向西，以东侧山脉为来龙，区域内水的流向多自东向西汇入昌江，多有垂直于昌江的“弄”和平行于昌江的“街”；御器厂坐北朝南，以珠山为镇，有东门、南门，通过建筑群的排列组合加强了官方建筑的南北轴线。
张杰等对景德镇瓷业历史景观的分析中，发现珠山到昌江沿岸八个码头的连线之间夹角均在 13 度到 15 度之间［５］，或说明了相关空间布局时对罗盘的使用，也说明了御器厂选址对于景德镇明清市镇空间布局的重要影响。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说，从码头通往御器厂运输原材料的道路、从御器厂向码头运输产品的道路以及御器厂本身的轴线、布局，在景德镇明清市镇空间中会标定重要的点、线和面，从而在空间格局上留下显著的影响。
由中心建筑及其相关活动所生成的空间、线路，与环境地形影响共同决定的城市格局，或许是景德镇、佛山等明清市镇［６］的城市格局特征。
（三） 景德镇明清建筑的立向特征初探
建筑尤其是礼制建筑的建造与城市规划都需要基于精确的测量。中国古代礼制与空间的契合，不仅体现在建筑形制上，也体现在建筑的方向选择与规划上。立向是传统建筑营建从规划思想到实践的转折点。
修建大型官式建筑，选址、立向、定中等程序必不可少，都有正式的规划和修建方案，并需准备符合制式的建筑材料。因此，测量系统的解明，对于判断遗迹（如道路相关遗迹、原位置的一块铺地砖等）是否与大型官式建筑相关，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景德镇的城市布局中，珠山到昌江码头连线夹角在13到15度之间，结合这一情况来看，景德镇御窑厂及其他窑址或历史时期较大型建筑的立向，或与罗盘正针的使用相关。
景德镇建筑遗存中有两个“立向”的测量基准线，其一或与日影相关，另一与御窑厂立向相关。御窑厂甚至明清景德镇区域内使用的测向方法，或使用了以天盘缝针为基础的子午正针，并在天盘缝针左右反转的基础上再加上景德镇的磁偏角为基线。由天后宫遗址处的明代晚期建筑遗存朝向约249度，可推测出相关历史时期景德镇的测量基线角度或为339度，即明代晚期的立向为339度余，同时期御窑厂的立向当与之相关。
中国古代建筑在进行扩建、改建、重建时，建筑物坐向有按照“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的规范而略微旋转的现象。因坐向的旋转方式和角度或与相关建筑的性质和沿革有关，体现的是坐向旋转情况与其沿革（时间）的关系，故或可将之理解为是“旋（空间上的立向，从规划到营建的节点）与宙（时间）”的关系。从目前的发掘结果来看，景德镇相关建筑修缮中的旋转方向为“左旋”。
另据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还可以观察到，御窑厂南部建筑与北部坐向略有差异。御窑厂南部建筑的朝向，即其轴线角度与真北之间的夹角小于御窑厂北部建筑。按照古代建筑改建、扩建中的规律，这表明御窑厂南部建筑的修建时间略晚于北部，或南部建筑经历过修缮，而北部建筑在修缮时受限制较大。具体修缮带来的旋转的位置，还需进一步探寻。这同样说明，珠山以南、御窑厂北部的建筑是重要建筑。董家岭横弄清真寺遗址区域的建筑遗址相关遗存中有方向为330度的墙体（Q3）［７］，从景德镇建筑的立向特征推测，该墙有在339度基础上修缮两三次的可能性。
（四） 御窑厂相关官署、道路遗存位置的蠡测
综合御窑厂正门与珠山的关系，即御窑厂建筑群的纵轴、西南区域窑址区和佑陶灵祠所形成的横轴、前后院落范围、北部道路遗存等蠡测，官署建筑在珠山南侧、面南偏东的可能性较大。
御窑厂区域可粗略分为三个小区域：龙珠阁以北一个区域，龙珠阁以南又可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早期的佑陶灵祠在龙珠阁以南东部区域中间，院落门面西，建筑面南，或可单独成为一个空间；龙珠阁以南西侧的南部可单独成一空间。如此，可进一步细分为五个空间进行分析。
根据文献记载，官署建筑在仪门北侧、窑前，而区域内地势或北高南低、或西高东低。原佑陶灵祠院落在东辕门南侧，院落门在西墙北侧，或说明中心建筑在其北。公馆岭西南侧建筑院门朝南，单体建筑依地势坐东偏北、向西偏南，其院落格局和单体建筑朝向可与佑陶祠图进行比较。因此，蠡测官署位置或在现佑陶灵祠的北侧或东北。
历史地图上佑陶灵祠平面形制布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院落门在西墙北部，朝西偏南，或有助于判断官署院落的立向、单体建筑的朝向。西南隅窑址区院落门，偏北西侧有小门（登道），或表明其所属院落与佑陶祠所属院落有左右对称的可能性，即二者之间北侧有核心建筑。
官署的朝向或与窑址区相同，或与整个御窑厂院落大门相同；御窑厂内空间格局、可用地范围等，或决定官署或在珠山南侧，或在公馆岭东侧，也即珠山南、西南隅窑址区北。
御窑厂北部区域内揭露出来的道路，或与官署相关。若区域内可用地较大，则官署可以面南偏东；若可用地较小，不完全排除有面东偏北的可能性，道路遗存应与官署朝向相关，或与其前横街相关。在发掘区东南找南北向东西向道路交接口，或可找到御窑厂东门头的位置。
舆图中，火神庙原址在御窑厂中轴线东侧，其形制布局等比较清楚。火神庙西侧的铺砖，可以提供探寻官署建筑位置、或总体格局的线索。
（五） 交通与沿江片区
交通体系的考古发掘结果，对于了解、认识、研究明清景德镇的城市建设状况、整体发展面貌等具有一定的价值。在考虑地形、交通和中心建筑御窑厂影响的基础上，可以对道路和码头及码头建筑作出系列推测。
御窑厂南门外，有道路直接通往南门渡。泗王庙是离南门渡最近一座庙宇。泗王庙的位置，或许可以成为探寻道路、码头的钥匙。泗王庙所在位置周边，道路似有围绕宫、庙建筑的现象，如泗王庙后侧有路，并在其两翼分开。推测或有环绕泗王庙的道路，泗王庙东北侧向西北或有道路。通过泗王庙前的道路，若按照御窑厂前门水井的东西方向向东偏北作延长线，会与御窑厂坐向相关道路形成十字形路口。
区域内元明清道路遗存的特点，需参考相关发掘资料，了解泗王庙至御窑厂之间历史时期道路的标高、修建方法（路基、铺砌、废弃）等情况。御窑厂至泗王庙的道路，推测相关走向，总体与御窑厂中轴线方向垂直；局部或有弯曲，但是其主体方向是东西方向。或可贯通，或因公馆岭地势而略有曲折。
这条可能存在于御窑厂南门和南门渡之间的道路，对于理清景德镇市镇历史格局有重要意义。南门渡或可在该条道路的西端南北两侧探寻，或与基本面西的泗王庙相关。历史上或曾存在古河道东岸边与南门渡相关的回水湾，其北侧或有五龙山中间一支向西南的余脉。泗王庙所在的高点，或是五龙余脉地脉与昌江河线曲折处（码头）的关系的节点，需结合地形进行更细致的观察研究。
岸线因填埋堆积，存在略向西移动的可能性。河道西移区间的巷弄或形成于清代，其间遗迹与道路、排水系统、房址、窑址相关。与相关历史时期对照，或存在三个分期：其中第一期遗存为基本同时期较大规模的修建，或与重大历史事件之后的相对安定时期相关；第二期遗存较为规整，表现出了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社会得以稳定发展而有较多修建的可能性；第三期则为第二期废弃之后的遗存，或亦与清末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相关。
（六） 余论：建筑技术、生产场所特征等
瓷土的采集、加工和运输，制坯、施釉和烧制的过程，以及产品的包装和运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陶瓷生产体系。生产场所的布局，即窑炉、作坊、仓库等建筑的分布，以及水源、道路等设施，是生产重要的支撑体系。发掘提供了关于建筑材料和生产场所特征的许多细节，或可揭示景德镇陶瓷生产、组织的技术水平与地方特征，进而更细致地勾勒出古代景德镇生产生活图景。
在瓷土加工遗迹的发掘中，臼、水碓等工具的使用痕迹，以及人工粉碎、加工瓷土的遗迹，可以直观展示瓷土从采集到加工的整个过程。土坑、石墙之间的填缝土、坑壁的挖掘工具，提供了关于建筑技术的细节。若能做出淘洗池的建筑技术工艺剖面，更有展示价值。
窑炉是陶瓷生产中实现转化的核心，窑砖、瓷土、烧窑灰、晾坯池等遗迹，不仅有助于还原窑炉的结构和规模，还能推测其燃料类型和烧成温度。除了瓷土加工设施和窑炉，仓库、道路、水系的发现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考古中对建筑技术的关注，可以为景德镇考古发掘提供新的发现角度。除了建筑材料中窑砖和陶器烧制废品的再利用，还可以有如下一些思考角度：建筑找平或缝隙中使用的垫片及相关黏合剂颜色，或许可能反映相关五行思想；区域内官方或民间建筑的构件及构件的尺寸规格，是否可以建立谱系；区域内建筑所使用的石材来源及关联的开采技术，可以加以分析；基槽的做法、铺砖工艺、石料加工技术，均是地方特色的表现，可以作出关联分析。
景德镇田野考古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通过对建筑材料和生产场所特征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景德镇陶瓷生产的发展历程、技术特点以及社会、经济、文化作出更为生动的阐释。
（七） 小结
景德镇是一个特殊的中国古代工商业城镇，其空间的发展沿革与资源、贸易、行政有着密切关系，而具体落实到各处建筑遗存、遗址上，则是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与相关技术在规划、建筑、测量等方面的展现。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景德镇陶瓷业和城市发展，展现出了陶瓷业及相关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传承，也是中国古代空间制度和城市工商业结合的实例。
考古学是实证科学，需要用证据来说话，不宜在既有主观认识的基础上先定性，然后再根据需要而去释读。但考古发掘是一个主动思考工作的过程，可以在对中国传统空间认知的基础上作出预判，根据预判制定计划，并随时加入田野发掘中发现的事实和细节，进行推理、验证和推进。推理过程需严谨，证据、证据链、结论等都要经得起推敲。在考古发掘相关成果的表述中，也需要进一步注意相关专业术语的准确和统一；遗迹的定名应有依据、准确且能经受质疑。田野发掘结果获取了大量细节，已具备从小处着手的前提资料，但仍需进一步加强微观观察，在强化证据链完整性的基础上，分层递进地深入开展宏观分析。
注释：
［１］胡宸《赋役、烧造与商业：景德镇官窑制度与市镇变迁》，载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5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31－132页。
［２］（清）程廷济修，（清）凌汝绵编纂《浮梁县志》卷二《建置志》，第十三页，国家图书馆地方志数据库，网址：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71&bid=578.0，查阅时间：2024年11月27日。
［３］（清）程廷济修，（清）凌汝绵编纂《浮梁县志》卷一〇《名迹志》，第十九页，国家图书馆地方志数据库，网址：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71&bid=533.0，查阅时间：2024年11月27日。
［４］（清）程廷济修，（清）凌汝绵编纂《浮梁县志》卷一《疆域下》，第十页，国家图书馆地方志数据库，网址：http://read.nlc.cn/OutOpenBook/OpenObjectBook?aid=471&bid=577.0，查阅时间：2024年11月27日。
［５］张杰、贺鼎《景德镇瓷业历史景观研究》，《风景园林》2017 年第 6 期，第36－41页。
［６］根据胡宸的研究，宋代“景德镇”的范围大于明清景德镇的核心镇区，宋代监镇厅先后设于景德镇的东南与镇西，与明清核心镇区范围或不重合。由于此次发掘未涉及，暂不讨论。见前揭胡宸《赋役、烧造与商业——景德镇官窑制度改革与市镇变迁》，第126－140页。
［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董家岭横弄清真寺遗址发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24年第11期，第66－87页。
作者：汪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5年第4期
责编：韩翰 昭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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