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述贵

在中华诗学的灿烂长河中，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时期（以下简称“先秦至隋”）占据着独特而关键的位置。这一时期，政治格局跌宕起伏，文化交流异彩纷呈，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蓬勃发展、相互交融，为后世诗学的演进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散佚以及学科交叉等复杂因素，对这一时期诗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长期存在诸多空白与难点。四川师范大学钟仕伦教授团队潜心钻研，推出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犹如学术史甬道中又一盏路灯，以丰硕的成果给这片领域带来新的光亮，为学界提供了新颖而富有创建的研究视角。

一、填补学术空白，追溯诗学源头

先秦至隋，历史跨度近2000年，其间政治风云变幻，从诸侯分封到中央集权的逐步确立，政权更迭频繁；文化上百家争鸣，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中外文化相互碰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诗歌创作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格局。从《诗经》的古朴典雅到汉乐府的质朴自然，从魏晋诗歌的风骨遒劲到南朝诗歌的绮丽婉约，诗学观念也在不断演变，从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逐渐转向对诗歌艺术特质的追求。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缺乏一部全面系统整理这一时期诗学文献的著作。现存的研究成果往往存在碎片化的问题，难以展现这一时期诗学发展的全貌。《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的问世，填补了这一重要的学术空白。它广泛搜罗经、史、子、集、佛道二藏、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中的诗学资料，将散落于各处的珍珠，串成一条璀璨的项链，为学者们深入研究先秦至隋诗学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基础，让我们得以追溯诗学源头，探寻其发展脉络。

二、构建完备体系，呈现诗学全貌

通代和断代集成性整理，是当前古籍整理的一个重点。这部约500万字的巨著，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犹如一座精心构筑的学术大厦。全书由前言、凡例、集成校笺和附录组成，按历史时期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朝、北朝隋5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下又细分诗本、诗用、诗思、诗式、诗事、诗评、诗史、诗礼、诗乐、歌谣谚语和专书专论11个研究类型。这种分类方式，既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又兼顾诗学文献的不同性质和功能，使整个体系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以“诗本”类别为例，书中收录了“诗者，所以记物也”（《管子・山权术》）、“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诗含神雾》）等诸多关于诗歌本源的论述。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诗歌的本质，有的强调诗歌对事物的记录功能，有的将诗歌与天地、君德、万物相联系，展现了古人对诗歌起源和性质的多元思考。

在“诗用”方面，文献涵盖了诗歌在政治、教化、社交等诸多领域的应用。“《诗》上可以颂美圣德，下可以申厚风化。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诫，此古人用诗之本意”（《魏书・程俊传》），明确指出诗歌具有歌颂美德、教化民众的作用，体现了诗歌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价值。

“诗思”部分聚焦诗人的创作思维过程，“诗人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乐动声仪》），生动地描绘了诗歌创作从感怀到构思、积累再到创作的过程，为研究古代诗歌创作心理提供了宝贵资料。

“诗式”类别则关注诗歌的体裁、形式和韵律等方面，如汉碑墓志中的“新诗”“铭诗”概念以及《隋书・文学・潘徽传》中关于诗歌与韵书关系的论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诗歌形式的演变和发展。

“诗事”类别记录了与诗歌创作、诗人相关的轶事典故。如环济《吴记》中孙皓与张尚关于“泛彼柏舟”的问答，不仅增添了研究的趣味性，还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氛围和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诗评”类别收录了众多诗歌批评和鉴赏的文献。如孙毓《毛诗异同论》中对诗歌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区分，以及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体现的佛教理论与诗学理论的融合，为研究古代诗歌批评理论提供了丰富素材。

“诗史”部分探讨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诗史”概念的起源以及相关文献的记载。如《东观汉记・筰都夷传》中筰都夷歌颂汉明帝功德的歌诗，展现了诗歌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在诗学史、汉语史和翻译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这些诗歌见证了当时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多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拓展了中国诗学研究领域。

“诗礼”和“诗乐”类别分别研究诗歌与礼仪、音乐的关系。郑玄《六艺论》中关于礼与诗起源的论述，以及王肃、梁武帝等人对诗乐关系的阐释，揭示了诗歌在古代文化体系中的多元联系。

“歌谣谚语”类别增加了丰富的背景材料和笺注考辨，使我们能更深入理解民间诗歌的内涵和价值。

“专书专论”部分对崔豹《古今注》、陆德明《毛诗音义》等重要文献进行整理校笺，为研究这一时期诗学理论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书中对出土文献和域外文献的重视尤为突出。郭店楚墓竹简、阜阳汉简、海昏侯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以及日本东洋文库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的相关域外文献，均被纳入研究范围，极大地拓展了研究视野，使我们对这一时期诗学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三、创新研究范式，推动学术发展

在研究范式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大胆创新，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局限。作者借鉴西汉翼奉“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的观点，结合中国诗学文献的综合性特点，提出了先秦至隋诗学是“诗文之学”“《诗经》之学”“诗歌之学”演变融合期的独特理论。这一理论打破了西方诗学概念的束缚，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为理解中国古代诗学发展脉络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在文献分类上，作者借鉴古代类书“事类相从”的编撰体例，结合当代诗学理论形态，以11个类别为框架，对诗学文献进行集成校笺。这种分类方式充分考虑了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理论逻辑，每个类别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

以诗歌的政治功用为例，“诗礼”和“诗用”相互呼应，“诗礼”可视为“诗用”在礼仪制度层面的具体体现；“诗乐”与“诗礼”相互兼容，共同反映了诗歌在古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多元功能；“诗评”与“诗史”相互贯通，从不同角度揭示诗歌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通过这种经纬交织的结构，读者能清晰地看到诗学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类型文献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中国诗学文献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有效的研究范式。

四、挖掘学术价值，深化诗学认知

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极高，它在多个方面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诗学的认知。

传统观点认为，先秦两汉诗学以“言志”为主，魏晋之后以“缘情”为主。但书中丰富的文献资料显示，先秦至隋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更为多元。“诗者，天地之心”“诗者，思也，辞也”等观点表明，当时人们从自然本质、情感与辞藻结合等角度理解诗歌本质，体现了诗歌艺术特征认识的深化和时代的进步。这一发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诗学发展历程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诗学演变规律提供了重要依据。

诗学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美学价值，《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对此进行了深入挖掘。如徐干《中论・艺纪第七》中的“美育”观念，通过诗歌等艺术形式培养人才的审美情趣和完美人格，与现代美育理论实质相近，为新时代美育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历史借鉴。又如将《三秦记》中俗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所反映的“乡愁悲情”与康德在《自然地理学》中所论述的瑞士人因乡愁而死亡的“乡愁悲剧”进行联系，发掘出两者的共通性，拓展了中西美学比较研究的视野。

关于汉代诗歌体裁，以往受汉赋影响，汉诗的地位和特点常被忽视。这部著作通过对大量文献的整理分析，揭示了汉代诗歌体裁的演变过程。汉诗处于从《诗经》四言”为主向魏晋“五言”为主转变的关键时期，且七言句式在汉代已有广泛运用，如《论语比考》中的七言歌谣。这一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汉代诗歌的传统认知，为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

“南北文学不同论”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观点，传统认为北朝文学朴质、南朝文学绮丽。但书中通过北齐阳俊之的事例表明，北朝诗歌除“贞刚气质”外，也有绮靡轻浮的一面，且在市井庶民中广泛传播。这一发现修正了我们对南北文学差异的固有认知，揭示了南北文学传播和接受的复杂性，为研究古代文学地域风格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视角。

五、拓展应用领域，传承诗学文化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诗学文献集成校笺》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在实际应用方面也有着广阔的前景。

在高校文史哲教学中，它可作为重要的教材或教辅资料。逯钦立先生曾于抗战时期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对先秦以来诗学文本的整理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但受体例限制，诗作背景资料有限。而本著作丰富的文献资料、详细的校笺注释和深入的研究分析，为高校师生提供了更为全面、深入的教学资源。教师可借此引导学生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背景、诗学理论发展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升教学质量。学生通过学习，能拓宽知识面，加深对古代文学的理解，培养研究能力。

对当代编撰中国诗学理论通史类专著的学者来说，这部著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通史编撰需要全面梳理各时期诗学发展脉络，这部著作提供的丰富文献资料和创新研究范式，为通史撰写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新颖的思路，有助于构建更科学的诗学理论体系，推动诗学理论通史研究的发展。以该研究成果为基础，还可编撰先秦至隋断代诗学史专著，为诗学研究者、文史哲爱好者提供深入研究这一时期诗学发展的重要参考。

对当代古典诗词爱好者和诗歌作者而言，这部著作也不啻为一座创作灵感的宝库。书中大量的优秀诗歌作品、诗学理论和创作经验，为诗词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借鉴的范例。他们可从中汲取古代诗人的创作智慧，了解诗歌韵律、修辞和表现手法，提升诗词创作水平，同时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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