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刘建状 赵岚
文物是通往历史的媒介，考古是开启古今对话的大门。当极具文献属性的纪录片与严谨求实的考古工作相遇，激发出的是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对未知的不懈探索。正如考古人文纪录片《重返三星堆》的片名所表述的那样，所谓“重返”，不仅涵盖了过去几年间开启的三星堆新一轮发掘工作，也在众多中国考古人“重返故地”的过程中，开启了与历史的又一轮对话。纪录片创作团队以持续1500天的影像记录，带领观众一同探寻三星堆文明的过去与未来。
古今对话的核心仍是文物本身，但承载于文物发掘中的，是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精神。
《重返三星堆》将第一集命名为《归来》，可谓意义深远。从回顾新一轮的发掘工作到走入考古学家的工作现场，面对各种器物的修复与组装，借助国内首次用于考古工作的3D打印技术，各类文物的“合体”常常伴随着各种疑问、假设和论证进行的。
与三星堆人非凡的创造力一样，《重返三星堆》在叙事过程中也格外凸显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创造性。于是，通过细腻的影像记录，观众也逐渐走入考古工作者的精神世界。
在“如果时光可以重返”的访谈中，属于考古人的浪漫，是看一场三星堆人盛大的祭祀活动，探究青铜文物的铸造、组合和用途，看他们是如何制造出如此精美的器物。
考古题材纪录片立足于“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大成果，用影像溯源历史，其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记录文物发掘和阐释的文献价值上，更包括当代考古工作所展现出的使命和担当，充分彰显了新时代文艺作品的人民性特征。
由此而言，《重返三星堆》用影像记录了残缺文物的新生，将古蜀文明生动地呈现给观众，对过去的未知和无限想象，也创造了古今对话独特的魅力。
从影像的构成和设计来看，除大量记录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的纪实影像、人物访谈和大量空镜头外，片中还运用大量视频动画。对考古题材纪录片而言，尤其是对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的三星堆文明，如何用影像呈现和阐述历史，成为一个关键点。考古纪录片充分发挥创作者的艺术想象力，调动多种技术和手段强化作品的表现力，以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协调统一。
事实上，纪录片的发展是伴随着不断突破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展开的。在20世纪中期，受“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影响，纪录片的创作曾一度受困于对绝对真实的追求。杰姆逊也曾谈到，旨在捕捉眼前正在发生行为的“真实电影”很难表现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纪录电影的主张下，甩掉“真实性”的羁绊后，纪录片的题材类型、表现方法得到长足发展。开始能表现过去的事件，对历史和记忆的书写，极大地提升了纪录片的文献价值和社会意义。
纪录片在发展中，一直存在一条清晰的技术驱动脉络，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后，不断涌现出新的影像技术的推动下，以动画为代表的影像制作，逐渐成为纪录片在构建历史时空时的一个重要路径。
《重返三星堆》的“打开方式”是充满想象力的动画场景。通过在天空中盘旋的凤鸟及泛舟、祭祀的三星堆人，带领观众一同揭开古蜀文明的面纱。
在本片的主体内容中，同样融入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马牧河穿城而过等场景。动画具有将各种抽象概念变得具象化的作用，能结合已有文献与合理推断、想象，依靠视频技术还原历史场景，极大地弥补了三星堆考古史料的不足，从而强化纪录片在处理历史时空的沉浸感。
文物作为历史和记忆的载体，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新时代的考古学承担着阐释中华文明的重任，也因此具有追根溯源的重要意义。正如片中解说词所讲的那样：“过去曾塑造我们的现在，而我们的现在正在创作未来。”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到《如果国宝会说话》，再到《重返三星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题材的纪录片，正不断形成新的叙事策略，以此给观众带来更独特的古今对话。
作者简介
刘建状，博士，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赵岚，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影视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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