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提振总需求水平主要面临两个顾虑。一个是人民币汇率和资本流动承受压力，在目前美元降息和中国贸易顺差保持高位的背景下，这方面的压力显著缓解。另一个是降低政策利率会收窄息差，影响到银行业稳健经营，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1）我国目前仍是以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体系，银行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2）多数银行的核心商业模式仍然是“吸收存款并发放贷款”，银行可持续经营的能力非常依赖存贷利差水平。（3）从历史经验看，降低基准利率会导致银行的息差收窄，这会直接冲击银行的利润水平，进而影响银行发挥金融中介职能，甚至还会给金融稳定造成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降息对银行的影响，提出思考降息对银行影响的初步框架。其次，梳理发达国家大幅降息对银行体系的影响，并总结出以典型事实为基础的初步结论。最后，回顾我国2014-2015年降息周期中银行体系的表现。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结合中国银行体系的若干特点，探讨当前大幅降低利率可能对银行业带来的影响和对策建议。扫描文末二维码可阅读全文。* 本文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张斌、朱鹤、杜宇宸。本文版权归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所有，未经书面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引用。”降低政策利率对银行体系的影响文 | 张斌、朱鹤、杜宇宸
降低政策利率对银行影响的主要机制
降低政策利率会同时影响到银行的负债方和资产方，进而对其盈利水平造成影响。
从负债方来看，降低政策利率使得商业银行可以用更低的融资成本从货币市场融资。在更低的货币市场融资成本下，商业银行也会下调其存款利率，进而降低其负债成本。政策利率下降到存款利率下降并非对一对一的传导，不是降低了100个BP的政策利率会同时带来存款利率也降低100个BP。商业银行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和自身的情况选择存款利率下调的幅度。
从资产方来看，随着政策利率下降，商业银行在更低的负债成本下，往往也会下调其贷款利率。政策利率下降到贷款利率下降也并非对一对一的传导，商业银行会根据市场竞争情况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贷款利率下调的幅度。商业银行资产方不仅有贷款，也普遍持有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由于政策利率的下降，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比如固定收益类债券估值会提升，这会提高商业银行的收益。
降低政策利率同时降低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至于是否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
(1)政策利率下降以后对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不同的传导率。如果政策利率下降以后贷款利率下降远大于存款利率下降，商业银行盈利会受到负面影响；
(2)商业银行的对应措施。降低政策利率以后，商业银行通过调整其负债结构和资产结构，比如减少存款增加货币市场融资，可以对冲降低政策利率对商业银行盈利的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商业银行会通过创新服务提高盈利水平；
(3)商业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估值提升，这也能起到对冲降低政策利率对商业银行盈利的负面影响的作用；
(4)降低利率以后企业和居民的负债成本下降造成不良资产率下降，更旺盛需求环境下信贷需求的提升，也都会对银行盈利带来积极影响。
换个角度看，需求不足环境下如果央行不降低政策利率，商业银行盈利不会得到保障，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局面。主要原因是：
(1)需求不足环境下信贷需求大幅减少，即便中央银行不降低政策利率，但是商业银行内部会囤积大量资金，这也会驱使商业银行自发地降低市场交易中的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其效果甚至不如降低政策利率，毕竟降低政策利率系统压低了银行负债成本；
(2)需求不足环境下企业盈利大幅下降，现金流紧张，不良资产会快速上升，威胁银行资产负债表。Altavilla等人（2018）[1]发现，在控制了经济预期的情况下，无论是降低政策利率还是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对银行利润的负面影响都变得不显著了。
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盈利和稳健经营，与经济基本面是一致的。银行盈利下降就其本质而言是经济状况恶化带来的，而货币政策正是为此做出的调整。需求不足环境下，通过降低政策利率提高总需求和经济基本面，对于商业银行也是有利的。如果经济持续陷入总需求不足局面，商业银行的盈利和稳健经营也得不到保障。
面临需求不足局面，央行选择降低政策利率的时间和幅度对商业银行盈利有显著差别。Brunnermeier和Koby（2018）[2]指出，降低政策利率对商业银行的积极影响主要来自对固定收益类证券的估值提升，消极影响主要来自净息差的收窄。其中，估值提升的速度是非线性的，在降息的最初阶段估值提升很明显，但随着时间拉长，商业银行持有的债券到期，估值提升的过程也会停止，相比之下降低政策利率对利差收窄的负面影响却是线性的。
他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一旦开启降息，降息的过程应该越快越充分越好，快速充分的降息可以让商业银行持有的资产估值在短期内快速提升，而降低息差的负面影响会慢慢显现，有助于商业银行渡过降低政策利率的短期负面冲击。随着经济的恢复，商业银行盈利也会得到保障。
降低政策利率对银行体系影响
的国际比较
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其他国家银行业在政策利率大幅下降后各项关键指标的变化。我们选定日本、美国、欧元区、加拿大和英国作为观察样本，将2002年定为日本的T0时期，将2009年定为其他经济体的T0时期，观察各国基准利率大幅下调前后五年银行业经营状况的变化。
日本于2002年首次将基准利率下调至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国家也纷纷大幅下调其基准利率。
数据来源：FRED
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对样本国家银行业的净息差似乎并未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部分国家银行业净息差甚至在降息后还有所上升。2009年欧美国家基准利率均下降至少200BP，但其银行业净息差在仅平均下降50BP后便有所回升。日本银行业净息差在其零利率政策开始施行的前后五年中保持基本稳定，且在部分年份还有小幅上升。
数据来源：FRED
不良贷款率、ROA、ROE和资本充足率等反映银行状况的指标并未出现明显恶化，部分指标有改善的迹象。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前，样本国家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都已经在上升，而在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后，多数样本国家的不良贷款率均开始下降，其中以美国最为显著。只有欧元区受其自身经济走势影响，不良率一直在上升，这一阶段对应了2011年的欧债危机时期。
与不良贷款率的表现类似，在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前，样本国家银行业的ROA和ROE都有一定的下降趋势，在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后ROA和ROE才止跌企稳，部分样本国家银行业的ROA和ROE则开始回升。
从资本充足率来看，样本国家资本充足率则在政策利率大幅下降之后都较之前有所上升，背后的原因或许主要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要落实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
数据来源：FRED
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似乎并没有促使银行业大幅增加非息收入的占比，表明商业银行并未通过改变商业模式的方式来应对大幅降息。在降息的前后五年间，各国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变化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例如，美国和欧元区的非息收入占比在降息前后均维持在了40%左右，而英国和加拿大的银行业非息收入占比则波动较大，似与政策利率的变化关系不大。日本银行业的非息收入占比在样本国家中相对较低，降息前后的均值有一定变化，但并不明显，也没有趋势性变化。
如前所述，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后，这些国家的银行业体系并未遭受严重的冲击，因此商业银行似乎缺乏类似的动力来改变商业模式。同时，这也说明样本国家的商业银行并未把利率降到零当成是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而是作为周期性调整来应对，因此并未显著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
数据来源：FRED
数据来源：FRED
大幅降低政策利率的过程伴随着银行业的出清。从前面的各项指标看，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对各国银行业体系并未造成明显冲击，但银行业内部还是有明显分化。大幅降低政策利率的宏观背景是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政策利率下行又会带来银行业竞争加剧，缺乏资本保护的银行会因为收入减少和前期坏账无法及时消化等原因，面临更大的破产压力。
在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后，除加拿大以外，其他样本国家的银行数量都比大幅降低政策利率之前有所下降，在降息5年之后样本国家的银行数量要比降息之前平均减少了10%，其中美国和欧元区银行数量的降幅都在20%左右。
2014-2015年我国降息的案例分析
2015年，我国经历了基准利率的大幅下降。公开市场 7 天逆回购操作利率（OMO利率）由2014年底的4.10%下调至2015年底的2.25%，总降幅达185基点。同期，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存款基准利率）从3%下调到1.5%，共下降了150个基点，1至3年中长期贷款利率（贷款基准利率）从6.15%下调到4.75%，共下降了140个基点，政策存贷款息差反而增加了10个基点。在降息的同时，央行还下调了4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共降低2.5个百分点。结合后文的分析，这一轮降准为银行调整资产负债表提供了空间。
政策利率快速下行的同时，商业银行的净息差则出现明显收窄，不过这一影响存在一年左右的时滞。我国商业银行净息差在2015年下降了16BP，但净息差的大幅调整主要发生在2016年，存在明显的滞后定价过程。2015年底至2017年初期间，银行净息差的降幅在60个基点左右。商业银行的净息差与政策利率调整带来的“政策净息差”变化方向相反，说明除了政策利率调整的影响，银行业在市场上的自发竞争力量对贷款和存款净息差有更突出的影响。
数据来源：WIND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策利率下降以后商业银行净息差有明显下降。这背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商业银行高度重视存款和贷款的规模扩张，降低政策利率以后，商业银行为了留住存款对存款利率的调整有限，为了扩大贷款对贷款利率的优惠幅度更大，扩大了贷款和存款的息差。此外，商业银行有大量付息成本很低的活期存款，降低政策利率以后存款利率整体降低幅度有限，扩大了贷款和存款的息差。
接下来，我们以上市银行为样本，观察在2015年大幅降息前后银行的净息差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动。考虑到传导的滞后性，我们观察的时间窗口为2014年四季度到2017年一季度。如无特殊说明，以下所有分析的时间段均为2014年四季度到2017年一季度。
从净息差的变化来看，上市银行的净息差从2.6%下降到2%，减少了60个基点，降幅与全部银行的净息差变化基本一致。其中，生息资产收益率下降了110个基点，低于贷款基准利率下降的幅度；计息负债成本率下降了50个基点，低于OMO和存款基准利率下降的幅度。这表明政策利率并没有对银行的资产收益率和负债成本产生完全传导，而且负债端的利率刚性要大于资产端。
数据来源：WIND
下面，我们分别从上市银行的负债、资产，以及盈利三个方面考察这一时期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经营情况的变化。
（1）负债端
我们把银行的负债分成四大类，分别是存款、同业负债、应付债券和央行借款。其中，存款是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来源，占银行负债的比重在75%以上，其次是同业负债，占比约10%-15%。降息之后商业银行不同类型的负债成本降幅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央行借款的成本降幅最大，下降了183个基点，其次是同业负债和存款，均下降60个基点。应付债券的降幅相对较小，下降39个基点。
负债成本的相对变化直接促使银行调整其负债结构，以更好实现降息带来的负债成本下降。从负债占比来看，存款占负债的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同业负债、央行借款、应付债券占比则对应分别上升0.2、1.5和4个百分点。
数据来源：WIND
降息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影响也有明显差异，其中股份行计息负债成本下降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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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Altavilla C, Boucinha M, Peydró J L.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 profitability in a low interest rate environment[J]. Economic policy, 2018, 33(96): 531-586.[2]Brunnermeier M K, Koby Y. The reversal interest rate[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8.我们的原创研究产品序列“CF40观察”现全新升级为“CF40研究”，并已在微信小程序端正式上线。订阅“CF40研究”，您将畅享全年无间断原创报告奉送、专属视频和直播、精品图书赠阅、会员专享主题活动、有机会参加CF40主办活动等线上线下超值权益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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