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7月8日，一位老人在众人的陪同下，来到都江堰离堆公园，他参观了伏龙观，向工作人员询问灌区的情况，之后来到宝瓶口，手扶栏杆，若有所思。这位老人就是时年76岁的邓小平，据原都江堰市文物局副局长钟天康回忆，邓小平还到了二王庙大殿和后殿，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大殿前面坝子里左右两侧的两块大石碑，一为“饮水思源”，一为“安流顺轨”，当时邓小平很赞赏“安流顺轨”四字。
陶寺在选址时充分考虑了城邑对河流的利用，实现了人、水的和谐共生。
视察都江堰之后，邓小平乘火车至重庆，开始了视察长江之行。在途中，他多次与相关人员谈论起修建三峡工程的问题。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一样，邓小平注重从都江堰这座古老的水利工程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为治理、开发长江寻觅传统智慧。邓小平一生三次视察都江堰，上世纪60年代都江堰核心区周边曾两度兴建水电站毁坏地质，被他明示叫停、炸掉、废止，保护了这座千年古堰免遭损毁。
盘亘在中华大地上的水利工程，正是在一代又一代领导者与百姓捍卫历史与传承智慧的自觉中，被保存、新建。因为中国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农耕文明特点，有为的治理者都将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稳定社稷之大计。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说：“圣人之治于世，其枢在于水。”“善治国者必先治水”的说法在后世得以认可，精准地概括了治水与治国的关系。因而，从古至今影响深远的水利工程，浓缩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治国史，其中蕴含的传统智慧与哲学更凝结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
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京剧传统剧目《河伯娶妇》为人熟知，讲述了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在历史上，西门豹确有其人，战国时期他在魏国任邺令，他熟谙水利农事，初到邺城 （今河北临漳县一带）时，见此地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立志改善当地萧条贫困的状况。他察访民情方知，当地官绅和巫师勾结、编造河伯娶亲的故事危害百姓。
当地人告诉西门豹，邺县的官绅每年都要向老百姓征收大量赋税搜刮钱财，其中很少一部分用于为传说中的河神河伯娶媳妇，而大部分钱财都被他们私分。百姓担心自家女子被挑去给河伯，大多带着女儿远离故土，以致城中百姓越来越少。有的老百姓听任“假如不给河伯娶媳妇，就会大水泛滥，把那些老百姓都淹死”的说法，任凭官绅与巫师胡作非为。
西门豹立即严明法律，惩治地方黑恶势力，并颁布律令，禁止巫风。随后，他亲自查勘地形、科学规划，组织群众开凿十二渠，引漳河水淤灌改良农田，彻底改变了当地的社风民风和经济状况，邺城迅速民富兵强，成为魏国的东北重镇。
西门豹“引漳十二渠”的治理思路对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史记·河渠书》评价：“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几乎在西门豹治邺半个多世纪后，荀子才在《天论》中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处理天人关系上，荀子肯定了人的主观作用。而西门豹作为地方治理者，先行践行“人定胜天”与“天人合一”的思想，通过破除迷信，将被“天”压制的“人”解放出来，他了解、遵循自然规律，发动人的主观能动性，达到了趋利避害、改造自然的目的。
学者季羡林曾认为，“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基础的综合思维模式，即承认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人与自然为一整体，通俗地说就是“同大自然交朋友”。遵循自然规律，因势利导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了古代治水行为准则之一。
据《史记·夏本纪》记载，更早之前大禹治水，实行“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的方法，一改鲧采用的以堵塞为主的方法，取得了成功。之后，都江堰、灵渠和引漳十二渠等工程都遵循这样的理念。建设者们利用河流的自然地理环境，综合考虑地势、水文、河道，在保持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就地取用建材，在堵与疏间权衡取舍，使河流的环境功能、水运功能以及应对极端气候的功能保持完美的平衡。都江堰鱼嘴与灵渠的“人”字堤的设计莫不如此，而且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中和节制的中庸之道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的陶寺，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遗址位于临汾盆地内塔儿山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上，汾河河谷在陶寺城址以西约4千米处。考古工作者认为，陶寺遗址在选址时，先民充分考虑了城邑对河流的利用，有意远离汾河主河道避开水患，并依托汾河的支流南河和宋村沟为城中居民提供水源。这种避让以节制的水利智慧，不仅保护了城邑，也实现了人、水的和谐共生。
在先秦诸子那里，“节”从伦理范畴延伸到人的行为方式和德性。“节”本是指植物枝干连接的地方，后来引申为事物生长发展的阶段性，所谓节制，即承认事物发展的规律，坚守“中”的原则与“度”的合理性，以此达到“致中和”的境界。《周易》中说：“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处于险境保持乐观，处于高位保持节制，就能坚守中正之道而达到亨通。中和节制的中庸之道在古代水利智慧中有颇多的体现。
被儒家视为经典的《周礼》明确记载了虞衡制度：“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先秦时期，国家通过设置专门的机构、职官，规范社会生产活动，约束人们的行为以保护水资源。
自古以来，中国水资源北缺南丰、夏汛冬枯，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先民意识到水资源的有限性，很早便有了“用之有度”的朴素生态观。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观测天文星象，利用水源乃至土石金玉，并要求部落成员要节约用水。
各个朝代的中央政府颁布水利法规中，对用水的分配都有严格规定。《汉书·倪宽传》记载：“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当时政府对水资源的分配集中管理，解决用水的次序问题，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唐代的《水部式》还用专门条款规范不同用水部门的利益关系，如白渠和清渠“恒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规定如果水量过多，应开放闸门，让水退回河道。
宋代《农田利害条约》同样规定，水利工程不可贪大求全搞过度建设，而是重在平时养护，规定地方官要重视堤防的岁修，还应“开导沟洫，归之大川，通泄积水”。也就是说在丰水期要排洪，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江堰等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几乎都有较为严格的岁修制度，后期没有大规模的再建设，正是这种修与守的平衡有度，保证了工程的延续性，造福桑梓至今。
用水需节度，蓄水有量度，修堤要适度，不仅是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承，更是通过实践检验的水利智慧。
明代水利官潘季驯治理黄河时，吸纳群众意见，创造出“束水攻沙”的良策，即加固堤坝，收紧河道，利用水的冲力冲击河床底部泥沙，达到清淤防洪的目的。他反对铺张浪费大搞新开河道以分流的工程建设，认为旧河淤，新亦淤，数年新者亦旧，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多支靡费。清代官员陈潢治理黄河时，借鉴了潘季驯的“束水攻沙”，取得了斐然的治黄成绩。
未雨绸缪的前瞻性思维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之南30公里处，安丰塘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嵌在大地之上。安丰塘原名叫芍陂，此地原本地势东、南、西三面较高，北面低洼，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洪水暴发形成涝灾，秋冬季雨少时又常出现旱灾。
千年古塘安丰塘（旧称芍陂）至今仍发挥着灌溉作用，保障粮食稳产。
春秋时期，楚庄王的重臣孙叔敖在这里主持修建水利工程，并将东面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引到低洼的芍陂之中，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以疏之，水消则闭门以蓄之”。如此一来，洪涝时有塘蓄水，天旱时有水灌田。后来又在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了芍陂的灌溉水源，使芍陂能“灌田万顷”。
芍陂与后来建造的都江堰一样，建造者在事前已对后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进行了预测，并落实了预防旱灾与洪灾的方案，做到了未雨绸缪。芍陂自建成以后，不仅起到了调剂水资源的作用，塘里生长着菱藕、荸荠和各种鱼虾、鸟类，在灾年拯救了不计其数的平民的生命，芍陂因此被老百姓称之为神塘和宝塘。“清泉百里环芍陂，楚人千年长不饥。”这是宋人刘攽对孙叔敖与芍陂的赞誉，回声响彻至今。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谭徐明看来，现在许多水利工程寿命短，有的工程甚至运行不到十年就报废了。这一点，除了需要学习古代水利工程本身的科技价值外，还要学习借鉴其工程的管理经验。谭徐明表示，“基本每个古水利工程都是因地制宜地设计、建造，很多小细节都展现出大智慧。”
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等古代水利工程至今仍在发挥功能，正是因其设计合理、技术先进、管理科学。战国时期开始修建的溇港，如今还调节着太湖来水和去水的平衡，兼具水运、灌溉等功能；南唐时期修建的槎滩陂，现在还发挥着疏江导流、灌溉航运的功能。这些工程之所以能经受岁月考验长久造福百姓，正在于建造者具备精益求精的前瞻性思维，规避了因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导致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
中国先民在认识与改造自然中，形成了一套缜密、全面的认知思维。夏代历书《夏小正》中就把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诸知识融合，将天象、气候、物候、农事活动作为整体来考察，天、地、人、物相统一的系统思维理念也被运用在水利工程的建设中。除此之外，不少水利工程，将安流、保运与民生尽数考虑，系统规划，力图兼顾全面。
潘季驯治黄时，并未单独就事论事，而是前瞻性地把黄河、淮河和京杭大运河联系在一起通盘考虑，提出“治水之法，当观其全”的观点。后来，清代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靳辅在修整水利时，也提出“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
当时，陈潢作为靳辅的高级幕僚，参与到治水中，他说治水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有全体之势，有一节之势”。他们对黄、淮和大运河这个庞大水资源体系，有着系统性的认识，在规划、施工时摒弃了消极分流、抑淮保运的急功近利做法，而是把握了“淮清河浊，淮弱河强”的关联性，抓住了各个水系的特点，对症下药，治好了多年的黄淮水系水患。
不朽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力量
孙叔敖在芍陂的身影早已无从寻得，工匠的吆喝劳作也消逝于时空，两千多年后，明代大臣王邦瑞路过芍陂，见水光潋滟，为纪念先人功绩作《过孙叔敖祠》一诗：“百里塘峙通楚祠，万年伏腊见人思。爱存堕泪非残碑，功似为霖岂一时。”即便孙叔敖已经逝去，万年后一样会有人思念他，因为他的功德并非一时。如今，在都江堰、灵渠景区，游人如织，人们在感悟历史也在参与历史。
芍陂自建成以来，从汉庐江太守王景、魏大将邓艾到历朝知寿州事李若谷、李大升等人，均参与了芍陂管理和修治。到了明朝，芍陂曾被豪强围垦，来自四川的寿州知州甘公虽然打击了豪强，但力度不够，终致百余里的全塘仅存十余里。在都江堰两千多年的修、守历程中，诞生了李冰、文翁、诸葛亮这样的治水先贤，也涌现了如北宋名臣赵抃那样勤政廉洁的官员。
两年前热播的历史剧《天下长河》，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康熙十五年（1676年），一场水患肆虐后，年轻的康熙帝设科开举招纳治河贤才，24岁的落第举子陈潢脱颖而出，他与同样有志于治河的靳辅搭档，跨越半个世纪的栉风沐雨，历经了康熙朝几次大政治风波，临死前留下治河名著《河防述要》。多年后，康熙帝探访扬州，当时陈潢还没平反，他见到了河神庙中塑着靳辅、陈潢的像，感慨万千。
在剧中，陈潢有句台词引人深思，“天下不是皇上的，黄河也不是皇上的。再过一百年、一千年，地上的皇帝比天上的星星都多，黄河只有一条，在黄河面前，我们是平等的。”靳辅和陈潢正如前人李冰、潘季驯等一样，他们不属于特定阶层的史观，而是永久存在于大历史观中。
“我写剧本的时候，翻《水利志》，看到一代一代的水利官员，前赴后继拿命往黄河里填，大部分人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留下。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导演兼编剧张挺说，“过去有句话，叫遗爱自在民心。一个人伟不伟大，光靠自己说是不成的，要看百姓是不是真心实意地纪念你，歌颂你，追随你。”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科学、美学、政治呈现出来，为人们提供最生动而鲜活的历史见证。它们的悠久历史，亦是地方官治理地方的历史，这些官员的民本思想和德政具有不朽的文化价值与道德力量，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纵使再过千年，它们与建造者的姓名仍会被铭记、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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