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维明
前几天成都下过一场雨，次日我路过新二村，留意看了一下，上世纪80年代建起来的几十栋楼房，虽然旧了些，但无大恙。菜市仍然繁荣，底层五光十色的小店铺仍然忙着生意。
我不由得回想起1981年7月新二村雨后场景，回想起“抢购”“水湿书”的经历。
新二村在我上学的必经之路上。1951年，成都市为改善居住在皇城坝片区破旧的平房中的平民的居住条件，在城墙外选了两处田坝，修建了砖瓦平房，将近万人搬迁到这两个地方。一处在十二桥以南、文化公园以北、西郊河以西，命名为“劳动人民第一新村”，简称“新一村”；一处在西体路以南、通锦桥路以东、饮马河以北，命名为“劳动人民第二新村”，简称“新二村”。新二村紧邻饮马河，共建有平房78栋，限于当时的条件，“村”内道路狭窄，大多没有硬化。
1981年7月中旬，正是暑假，成都连日暴雨，引发了一场特大洪水。暴雨稍停，同学正宏来我家楼下喊我耍。我们穿着雨衣、脚蹬一尺多高的雨靴，走到新二村时，水深已漫过雨靴。眼前的新二村一片“汪洋”。伫立在通锦桥上，只见饮马河水波涛汹涌，浪花中不时有家具、家禽飘过……
第二天天气晴朗了，正宏又来喊我，“想不想去买‘水湿书’？”“啥书？”我没听明白。“‘水湿书’啊！你跟我去人民南路新华书店就知道了！”正宏很神秘地对我说。
两个人带上雨衣，骑上自行车出发了。人民南路新华书店就在人民南路与西御街交汇处。绿化带上，有不少民警在执勤。环卫车和一些工人正在清运垃圾。积水已经基本退去。新华书店的一众职员，正忙得满头大汗，把一些桌子、架子立在街边，把一捆捆湿淋淋的、或半干半湿的书，摆放在上面。醒目处，几张对开《四川日报》上用墨汁写着饭锅大小的字：“水湿书 优惠处理”。
很快，涌来不少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挑选各类书籍。
左边，一个职员扯着嗓门喊：“巴尔扎克水湿书，2角钱一册不讲价……”右边，另一个职员吼：“莎士比亚全集，全套11册，原价6元2，水湿书只卖1元5元哈……”
我和正宏各自抢购了几十本，大都是世界名著，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司汤达的《红与黑》、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我俩直到把身上的纸币、硬币用完，方才罢休。返程路上，正宏兴奋得合不拢嘴，“雨果的《悲惨世界》，第一卷原价9角8，第二卷原价8角6，现在通通2角。还有这套墨绿色封面的《水浒全传》，上中下三卷才1元钱。千值万值……”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和正宏饱餐“水湿书”。有时晚上为了躲避父母的巡查，躺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着实“辛苦”。
开学后的一次英语课上，我埋头看《大卫·科波菲尔》，被敏锐的英语老师“王提切”发现，走到我面前，没收了。出乎我意料，下课前，“王提切”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书退给我了，他是这样说的：“上午在二班课堂上，我收了一个同学的一本《丽人行》，已经交教导处了。但是，这本狄更斯的作品《大卫·科波菲尔》，我要还给石维明同学。只是你以后尽量不要上课看哈……”
哎，水湿书，伴我度过了多少个快乐的日子。要说她对我走上文学之路没有影响，肯定是不客观的。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新二村的平房已全部变成了7层楼房。我站在雨后的新二村行道树下，在往事中沉浸良久，摸出手机拨通了正宏的号码，“你知道哪儿还有‘水湿书’优惠处理呢？”
电话那端，正宏一愣，然后很配合地哈哈哈笑了一阵，最后道，“现在防汛工作整得这么扎实、丰满，你以为还有便宜可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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