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兵 钟以瑞

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结合省情提出许多具有四川特色的原创性差异化改革措施,强调聚焦“激活力”抓好四川开放领域改革,加快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要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把握改革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正确之举,四川只有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才能不断为现代化建设拓展新路径、注入新活力。

抓好开放领域改革意义重大

新时代新征程抓好四川开放领域改革意义重大。高水平开放为深层次改革提供重要动力,深层次改革始终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撑,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实践要求。《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从五个方面对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具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等使命任务,为四川开放领域改革指明了主攻方向和着力点。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从三个方面明确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方向,提出聚焦“激活力”抓好四川开放领域改革的具体举措。这既是严格对标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策部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点题式”任务而交出的“四川答卷”,也是结合四川实际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细化、实化、具体化。

四川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腹地的现实需要。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内陆地区,其发展潜力与未来出路蕴藏于开放之中。一方面,四川独特的地域特征决定其必须面对与其他省份不同的困难挑战和矛盾问题,如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相互交织、市场机制与协调发展不适、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撑条件不足等。另一方面,四川独特的地域特征又决定其是连接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的重要枢纽,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四川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腹地,在推动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四川的改革措施与省情相匹配,由此必须依靠开放领域改革突围破局,通过进一步拓展开放空间、提升开放水平,实现城乡融合、区域协调、陆海联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不仅是四川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更是服务国家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需要。

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统筹部署各领域改革举措,又要突出重点,集中抓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改革。省委十二届六次全会提出着力在扩大向西开放等引领性改革上攻坚突破,谋划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针对如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发挥其牵引作用,全会作出系统部署,“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其中关键一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是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体两面,要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牵引改革系统集成,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重大战略举措。这就客观上要求进一步破除四川开放领域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创造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和环境,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配置,构建适应四川改革方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从三个维度入手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

充分激发四川开放领域的改革活力,从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协同性开放、促进流动型开放三个维度入手,实施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高水平对外开放。

扩大制度型开放,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制度型开放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以使区域经济能够更好适应国际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的一种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战略。近年来,全球治理规则和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革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实行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引领国际规则变化,开启制度型开放实践新阶段。四川进一步全面深化开放领域改革,必须自觉把扩大制度型开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完善与国际高标准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制度体系,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方面实现与国际市场规则标准接轨,用健全的法规和政策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是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要载体,必须深化四川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和创新实践,赋予其更多开放自主权,发挥其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作用,释放自贸试验区的集成创新、产业协作、平台共建活力,探索形成更多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推动协同性开放,构建向西开放新通道。协同性开放是指以通道平台体系建设为基础,加强跨区域的合作与联动,促进通道经济形成和区域协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四川作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起点,积极推进通道硬件的协同建设和互联互通,实现了通道经济协作快速发展。在进一步深化开放领域改革过程中,应继续向西加强“铁公水空”统筹的通道平台建设,构建省内、省外、境外一体化的多领域协同开放体系。具体而言,优化铁路、海运、航空多式联运线路,重点提升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的运行质量,推进第三亚欧大陆桥建设,打造最大范围联通西部省份以及中亚、西亚、欧洲、东盟国家主要经济区域的开放通道,使更具开放形态的通道经济转化为沿线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动能。强化港口、口岸、园区等多平台跨区域联动,探索对外开放平台相互协同新模式,以大平台的协同共建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与对接,为区域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促进流动型开放,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流动型开放即在对外开放中强调各类资源要素的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通过打破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即开始实践流动型开放,主要依靠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引导国际资本、技术、管理等先进要素快速流入国内。经过40余年的发展,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国的对外开放已逐渐从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流动型开放,商品和要素流动仍是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制度型开放一定程度上亦是为了推动流动型开放的转型升级。在流动型开放上巩固优势是四川进一步深化开放领域改革的应有之义,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互通互融,促进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流动配置,更大力度激发关键要素的活力。这就要求对内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落实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对外积极构建与各国的便捷通关模式,推动通关、税务、外汇等监管创新,集聚全球高端要素资源;推动外贸外资增量提质,探索贸产融合发展新模式,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新业态,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培育发展绿色贸易;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创新“出海招商”模式,优化境外投资服务,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