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53）丨把个体的人放入眼里贴近心里，创作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专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京剧院院长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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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新闻记者 薛维睿 摄影 向宇

9月初，四川省歌舞剧院排练室内，由王勇编剧的舞蹈诗剧《蜀道》，已全面进入创排阶段。舞蹈演员充满力与美的肢体动作，展现着蜀道由古及今的发展变迁。

8月底，王勇带领国家京剧院青年团全国巡演，在上海5天举办了6场演出，《五女拜寿》《主角》《野猪林》《春草闯堂》《杨门女将》《闹天宫》6台大戏集中展示了剧院这两年的创作成果。

王勇是著名编剧，也是国家京剧院院长，两种身份在他身上呈现高度统一。“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乃至文艺院团的价值也要看作品。”王勇认为，无论作为创作个体还是国家院团，推出的作品都需是文化自立的实践与文化自信的彰显，通过珍惜、保护和利用自己的文化遗产，去实现对伟大人民史诗的讴歌。

1968年，王勇出生在江西萍乡，12岁开始学习江西地方戏采茶戏。这种古老的传统戏曲剧种，开启了王勇戏曲之路。

同时，另一粒种子在他心里萌芽。学生时代，班里一位语文老师经常给学生们念诵古诗。古诗一字一句，含蓄凝练，意蕴深长，在王勇心里激荡起无尽想象，让他感受到了文字的魅力。“从那时开始我喜欢文字，到现在我依然喜欢文字。”王勇说，成千上万的字词，常用不过两三千字，这些文字经过不同排列和组合，产生奇妙的情感和变化，带来无穷的魅力和力量。

戏曲与文学的爱好，让王勇找到了方向。1987年，王勇考上中国戏曲学院戏曲文学系，走上职业编剧的道路。

1991年，王勇大学毕业后来到国家京剧院工作。改革开放以后，紧扣时代脉搏，激扬改革精神，戏曲也迎来一段时期的繁荣发展。“当时京剧红火了一阵，很短暂，甚至可以用‘昙花一现’来形容。”王勇说，随着流行文化兴起和生活节奏加快，京剧在社会转型中受到强烈冲击，很快呈式微态势。

在王勇办公室里，一直保留着一份手稿。一沓格子框的信笺上，蓝色墨水笔手写的作品《佘太君》，是一部讲述杨门女将佘太君的历史故事剧。“当时京剧大环境不景气，这个戏没排成。”王勇说，那段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看书写作，希望在精神上找到一种补偿。

1998年，王勇离开国家京剧院，相继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文化部艺术司、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等单位工作，不管在什么岗位，他始终在工作之余坚持创作。“从大学毕业后，我就选择了职业编剧的道路，并将之作为我终生追求的志业。”王勇说，中途也曾遇到过困难，想要放弃去干别的，“但我好像干不了别的，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王勇很多作品都是“在路上”完成的。从家里坐地铁到单位的通勤路上，王勇习惯用手机备忘录写剧本。“地铁里，人挤人、人挨人，但沉浸在写作里，上班路途成了最幸福的时刻，也是时间过得最快的时候。”

近20年，王勇创作了逾30部舞台剧作，代表作有人偶剧《鹿回头》，话剧《国之大臣》，儿童剧《飞啊飞》，歌剧《呦呦鹿鸣》《红船》《天使日记》《侨批》，舞剧《红高粱》，戏曲《英子》《项羽》《人民英雄纪念碑》《密云十姐妹》等，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文华剧作奖、曹禺剧本奖等。

“剧作家写什么？从个体的人，写出整体的人民。观众看什么？从个体角色，看见典型形象。”在一篇创作谈里，王勇写道：“艺术家要把个体的人放入眼里、贴近心里，‘小写’时向着精妙幽微处钻研，‘大写’时朝着宽广纵深处努力。”

王勇创作的作品始终聚焦于现实题材。“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认为创作需要有对现实的关切，也要有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和使命。

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展现了科学家屠呦呦对科学的执著与坚守；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以普通石匠的视角反映大时代的沧桑巨变；民族歌剧《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王勇看来，“这些剧中人物都是人民的一分子，共同书写了波澜壮阔的中华民族发展史，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精神。”

民族歌剧《红船》是王勇2018年在四川挂职期间创作的。王勇记得，当时他突发急症住院治疗，在病床上输液时，他开始漫无边际地畅想，恍惚中见到一艘画舫从历史深处驶来，种种场景也纷至沓来，创作灵感油然而生。他急忙打开电脑，在病床“餐桌”上写作，一只手打字肿了，再换只手输液，肿着的那只手继续敲字，在亢奋的状态中创作了《红船》。

民族歌剧《红船》剧照 受访者供图

2021年7月2日，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民族歌剧《红船》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以参加中共一大的13个人为核心，展现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南湖一条小船上走来，承载着历史选择、民族希望，劈波斩浪驶向辉煌的史诗画卷。

这是“为时而著”的一部作品。“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觉得我有这份冲动去表达。”王勇说，戏剧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舞台演出不过百来分钟，却能反映无限的风云变幻。

写现代京剧《弄潮》，被王勇称作一次“自我挑战”的创作。王勇说，在剧本创作里，现代戏创作较难，现代京剧更难，现实题材中的工业题材难上加难，《弄潮》更是工业题材中的科技题材。

在《弄潮》的舞台上，王勇以真实的人物和故事为原型，讲述了智能无人全自动化码头的坎坷历程。来自京剧《海港》的核心唱段“轻轻地一抓就起来”在头尾串联，勾连起过去、现在两代码头工人一脉相承的精神。

步入国家京剧院八楼畅和园，《穆桂英挂帅》剧照占据整面墙，梅兰芳扮演的穆桂英，英姿飒爽、风华绝代。

2020年12月，王勇担任国家京剧院院长。中国京剧院（国家京剧院前身）1955年成立，首任院长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同年，中国京剧院所属的人民剧场正式开幕，梅兰芳登台举行了开幕演出。此后，这里成为京剧殿堂，数不尽的名家名剧在这里登场。

“一座剧院，有了艺术、有了艺术家，才是一座真正的剧院。”王勇说，“我在介绍自己单位时曾说，首任院长是梅兰芳，我是现任院长，与他放在一起，那就像星辰与月亮的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也在星辰上闪烁过。”

离开20余年后，王勇再次回到这里，包括京剧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迎来快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对繁荣发展京剧事业的支持、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让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让国家京剧院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8月31日，上海宛平剧院，青春版《杨门女将》作为国家京剧院青年团巡演上海站的收官大戏上演，国家京剧院年轻的演员阵容在舞台绽放，展现了杨门女将骁勇善战、侠骨柔情的飒爽风姿。演出结束，台下掌声雷鸣，演员两次谢幕，观众久久不愿离场。

“艺术家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在台上最后一瞬，在谢幕时得到观众认可。”王勇说，在散戏之时，他总是习惯混在离场的人群中，“偷听”观众对演出的反馈，无论赞誉还是批评，这些毫无顾虑的评价反映了群众心声，是艺术进步最直接的推动力。

这次巡演集中体现了国家京剧院近年来的剧目创作和人才培养成果。2022年8月，国家京剧院将三团改组更名为“青年团”。王勇说，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京剧院就曾经组建过青年团，当时任剧院副院长、艺术总监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参与了青年团的组建。时隔多年，青年团再次组建，刘长瑜任青年团艺术顾问，以剧目带人才的方式，加大青年艺术家的培养力度。

古老艺术焕发时代生命力，文艺工作者也应进一步创作无愧于时代的艺术精品。“一方面，要借助新的技术，让传统艺术持续焕发青春力量。另一方面，不管科技如何发展、发达，内容才是‘王道’。”王勇说，文艺创作要“咬住青山不放松”，京剧的青山就是内容，“不论时代如何更迭，我们演的还是京剧，传承的还是国粹艺术，展现的还是中国传统美学。内容和形式是艺术作品的一对翅膀，只有内容和形式达到一致，这只鸟才可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民族歌剧《天使日记》剧照 受访者供图

记者：近20年您创作了30余部舞台剧作，涉及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10余种不同种类。您为何选择如此广泛的剧种进行创作？创作不同艺术种类有哪些经验或感受？

王勇：在我看来，职业编剧应当有能力创作各个艺术种类的作品。创作不同戏剧剧种，也是一种学习过程，每一个剧种都有它的特点，在创作中可以吸纳、融汇各剧种优点。以歌剧为例，这是一种来源于西方的艺术形式，我没有沿袭西方歌剧的“板块结构”创作习惯，而是坚持中国戏曲“点线结构”创作传统。“点线结构”是传统戏曲剧作的最大优势，一人一事一线，脉络分明、贯通始终，如一条彩线串起珍珠项链，既保持了铺陈事件的整体节奏，又留下了情节跌宕起伏的张弛空间。

《呦呦鹿鸣》是我致敬传统戏曲创作技法的一部作品。在创作中，屠呦呦这个人物延展为一条“线”，这条线串联起她的成长轨迹、科学实验、人体临床试验等各个“点”，故事的悬念不在于戏剧情节、事件以及人物行动的目的，而在于引起观众看她如何行动的兴趣和期待。观众念及的不是剧中人物发生行动的目标，而是眼前正在行动的状态，及其表达这种行动的形式，如精湛的演唱和表演的技艺。这是中国戏曲的创作传统，也是中国观众的审美传统。

记者：您创作了《弄潮》《红船》《人民英雄纪念碑》等众多现实题材作品，“人民性”是您一以贯之的创作理念，您如何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王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体悟人情、感怀世态，心中有人民，笔下才有乾坤。在我的创作中，民族歌剧《呦呦鹿鸣》写“一个人”的平凡与崇高，河北梆子《人民英雄纪念碑》写“一座碑”镌刻英雄的牺牲与不朽，民族歌剧《红船》写“一艘船”辉映先贤的浪漫与激情，民族歌剧《天使日记》是“一本日记”记下的医护的生死时速，民族歌剧《侨批》是“一封信”寄托的隔海的挂念与遥想。

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时，最触动我的不是设计者梁思成、林徽因，不是创作者吴作人、刘开渠、傅天仇、张松鹤，而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曲阳石匠。他们过去雕刻王侯将相，如今雕刻“人民英雄纪念碑”，石碑与石匠之间的精神共振深深触动着我。

民本思想是千年中华文化的赤诚执守。着眼于人民中的“一分子”，让我能落笔于生活中的小切面，从小处深扎进生活、探究细节，再向高远处攀升精神、寄寓风骨。

记者：京剧作为国粹有哪些重要特质和独特魅力？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王勇：京剧是中国戏曲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剧种，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大成。京剧的诞生本就带有多元融合、包容并蓄的历史基因。梅兰芳先生曾言，“中国戏剧乃为东亚历史上人类之实迹蜕化而来之特种美术也”。“特种美术”是从艺术形式的视角出发，强调中国戏曲具有一套完整的、独立的表达体系，而“人类之实迹”则是从内容的普遍意义出发，道出了京剧舞台表达形式的广阔视域，跨越语言的藩篱，开启心灵的对话。

意象是中国艺术独特的符号系统。京剧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程式化、虚拟化的表演体系充分调度了意象的表达空间。仅是梅兰芳对“手”的意象创造就令人叹服，梅兰芳的手势有着极富诗意的名称，如“雨润、吐蕊、承露、挥芬、并蒂”，发挥着重要的情感叙事功能，表现人物的喜悦、惊讶、气愤、惧怕，等等。

京剧的美，高度融合了中国人的传统审美，是写意的美、虚拟的美、含蓄的美，美能让你鼻子发酸、眼睛打湿。真正的美是要流眼泪的，要有一点生活阅历和人生经历才能体会。在当今高速发展的快节奏时代，这样的美尤为珍贵。通过唱、念、做、打（舞），京剧包罗万象，展现世界大千，以其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等写意之美，成为世界戏剧舞台上独树一帜的艺术表现形式，传承中华文化的内涵和神韵。

记者：推动新时代京剧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国家京剧院在剧目创作方面有哪些探索实践？

王勇：国家京剧院在秉承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传统戏“三并举”剧目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改编经典名著、经典名剧的“两改”思路，遵循艺术规律，尊重本体法则，以剧目创排实现京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陆续创排移植改编京剧《五女拜寿》、现代京剧《主角》《雄安人家》《老阿姨》、新编历史剧《纳土归宋》，复排《西厢记》《奇冤报》《谢瑶环》《苏小妹》等经典剧目。

国家京剧院自1955年成立至今，创编上演了600余部不同题材的剧目，这是一笔值得珍视的文化财富。老戏新排，如何能让传统剧目焕发新的风采？剧院让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培养对象担纲主演，通过经典之作的常演常新、名家坐镇的“传帮带”，推动京剧艺术的薪火相传。

今年，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亲授指导的复排京剧《苏小妹》上演。20世纪80年代，刘长瑜向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学习该剧，并在多年演出实践中，结合自身理解与观众审美进行局部调整。此次剧院复排《苏小妹》，耄耋高龄的刘长瑜不辞艰辛，数次赴排练场为青年演员说戏排戏，让苏小妹这一才女的经典形象再现新时代舞台。上世纪50年代，国家京剧院艺术风格奠基者之一杜近芳先生出演的京剧《白毛女》，也是剧院重要复排剧目。重新打造该剧，剧院在剧情、唱腔、舞美等方面推陈出新，让60余年前的作品在今天依然能展现强劲的生命力。历经数代京剧人的传承发展，经典剧目复排见证了京剧艺术的薪火相传，也将持续推动新时代京剧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记者：现在国家京剧院推出的新创作品，年轻观众的上座率很高，这些剧目为何能收获年轻人的喜爱？

王勇：很多人都注意到，现在京剧观众迎来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京剧受众群体，我们做了一些统计，国家京剧院不少剧目的青年观众比例达75%，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事，谁掌握了青年，谁就赢得了未来和明天。究其原因，是如今正逢全社会都重视、关心、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为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国家京剧院也在不断创新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让科技为传统京剧赋能。现代技术兴起之后，京剧从未停下与新技术融合的脚步，中国第一部电影是由京剧大师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是由梅兰芳先生主演的《生死恨》。如今，新的科学技术来临，京剧更应敞开胸襟拥抱新技术。采用5G+4K+VR技术，国家京剧院已连续三年在春节期间推出京剧《龙凤呈祥》海内外演播。我们还打造了数智人“尤子希”，通过展现尤子希学习京剧的过程，让年轻人身临其境感受京剧文化的魅力。

记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呼吁成立京剧艺术传习所，挖掘、整理、改编、上演优秀传统剧目，这对于京剧传承发展有何意义？传统剧目在挖掘保护方面还面临哪些困境？

王勇：自1790年“徽班进京”起，京剧至今已有234年的历史，留下灿若星辰的经典剧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演出剧目多达三千多出。今天，我们不得不正视，全国京剧院团的常演大戏、折子戏加一块也不会超过一百出，与京剧辉煌的过往、当下观众的需求极不相称。

以国家京剧院为例，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剧院三个团的常演剧目高度重合，重复率超80%。除近年来剧院新创剧目外，常演出的大戏多为《四郎探母》《红鬃烈马》《锁麟囊》等传统戏。国家级院团尚且如此，各地方院团更普遍存在这一问题。

从上个世纪开始，我国通过两大工程对京剧艺术进行抢救。开启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文化工程，用前人的录音配像，历时21年录制了400余部剧目。2016年启动的京剧“像音像”工程，演员录音后自己配像，录制300余部名家名剧，为京剧事业留下了珍贵的艺术记录。我们需要将这些传统经典剧目有规划地孵化，不能让传统精粹只变成碟片、成为U盘。

今年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成立京剧艺术传习所，增加资金用于优秀传统剧目的传承，选择合适的、有基础的剧目，协调艺术资源、遴选师资教授复排。每个院团根据客观实际，每年整理复排1到2出传统经典剧目，这样一年就有几十出，五年就能复排数百出经典剧目。

记者：戏曲青黄不接、人才断档问题显著，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哪些？国家京剧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举措？

王勇：人才问题，确实是京剧发展的当务之急。京剧表演人才是京剧传承发展的根基，没有优秀的表演人才，京剧传承发展就是无根之木、无水之萍。我们有一组数据，国家京剧院现有演员、演奏员、编剧、导演等380余人，35岁以下人员200余人，占比54%。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是一个青春的剧院，但问题在于，京剧是“角儿”的艺术，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京剧领军人才即将面临退休，35岁以下这批年轻人还不能挑大梁。

如今京剧专业艺术教育不容乐观。院校培养与院团实践有一定差距，“好苗子”难得一见，毕业生入职后素质不够全面、舞台经验缺乏。对于剧院这样的艺术创作生产单位，需要花很长时间培养人才，让我感到特别着急。

对此，国家京剧院也在人才培养上想办法。剧院将三团改组更名为“青年团”，以全面优化青年演员实践机制，在重点剧目、重大项目中展现新力量。2022年，国家京剧院开展了“百日集训”系列活动，遴选出“领军人才”培养对象6名、“青年拔尖人才”培养对象30名，为他们打造百余场专场演出，在艺术实践中提升演职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这期间，顺应戏曲艺术以师带徒、口传心授的教学规律，剧院还发起集体拜师仪式，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持续打磨提升青年演员的专业技能。这也是剧院时隔61年再度举办的大规模拜师活动。

另外，我也建议文艺院团与艺术院校之间开展人才培养计划。由院团委派艺术成就卓越、舞台经验丰富、技艺水平高超的艺术家，以经典剧目教学为核心，让具有成才潜力的在校生“一带一”或“一带二”直接跟随名家学艺。入职剧院后，再根据毕业生的自身条件，继续安排剧院艺术家进行“一对一”培养，推动青年人才的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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