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63）丨博物馆的重要职责是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专访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国际博物馆协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刘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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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摄影 李强

今年是中国大运河成功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第十年。十年来，曾经断流百年的大运河恢复了碧波荡漾，扬州、北京等地的大运河博物馆一票难求，成为网红博物馆。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所蕴含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国人尊崇。大运河成功申遗背后有哪些经验？文化遗产在保护之外应该如何兼顾民众利益？保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博物馆，未来还应该如何发展才能更好满足观众需求？

近日，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公众拥有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而当下备受关注的博物馆热反映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文化生活的需要，“但并非博物馆的数量越多越好，博物馆的高质量发展才是我们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要始终讲好中华文明几千年来延续至今的故事。”

刘曙光还特别指出：埃及学为什么是国际显学？就是全世界的学者都在研究埃及。三星堆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可以争取海外学者的关注。可以以课题等形式全球招标，请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参与研究。“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除了我们自己表达以外，还应该有国际学人的表达”。

刘曙光

刘曙光从小就对历史感兴趣，1975年到河南省洛阳市邙山公社插队时，村里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冢头”的土堆，是北魏孝文帝之子、宣武帝元恪的景陵。几年间，刘曙光在这里踏古访幽、追思怀古，在繁重的劳作之余多了几分乐趣。1977年底，刘曙光参加高考，他没有受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观念的影响，而是把当时无比冷门的考古专业填成了自己的第一志愿，顺利考进了郑州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刘曙光先在洛阳从事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此后从高校老师到进入国家文物局，在文博领域的深耕，迄今已超过了40年。

2010年，刘曙光从国家文物局调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在此后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大运河申遗这个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上。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负责大运河遗产保护国家规划编制以及申遗文本编写等工作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团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运河，是活着的、流动着的人类文化遗产。它彰显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名城古镇，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人文景观，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21世纪初，大运河保护工作引起业内重视。在国家文物局连年调研的基础上，2008年，大运河正式进入申遗工作。

大运河申遗，首先得编制大运河的保护规划。刘曙光介绍，大运河申遗时间紧、任务重，作为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勇挑重担，全院总动员，迅速行动起来。

当刘曙光就任研究院院长时，恰巧面临编写《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和申遗文本齐头并进的攻坚阶段。作为院长，他既要组织队伍推进工作，自身对总结提炼大运河的世界遗产价值也有很多思考。《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对3211公里大运河沿线的遗产进行了全面调研、分析和评估，提出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和管理规定，编制了保护措施、遗产利用与展示、遗产管理、遗产研究、遗产环境保护规划以及近期规划等内容。通过这个规划，逐步明确了大运河全线保护、重要点段申遗的策略。

2013年初，大运河联合申遗文本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同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派专家前来中国考察，刘曙光代表中方第一个出面接待，向专家详细介绍了中国为大运河申遗所做的工作。2014年，大运河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创造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今年是大运河成功申遗的第十年。作为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刘曙光认为，大运河申遗最大的成果便是让一度岌岌可危的大运河遗产得以保全，并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交通大动脉的大运河，在环境变迁和铁路、公路以及航空等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后，渐渐被人们遗忘。专家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大运河断流百年之后，北方的大运河有的河段早已被夷为平地，有的成为散发着恶臭的垃圾沟；在南方有些地区，大运河被改为灌溉水渠。“很少有人从文化遗产的角度去看待大运河的价值。在申遗之前，大运河甚至连文物保护单位都不是，申遗救了大运河，重新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刘曙光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意味着中国从文化遗产的角度认识到了大运河的重要性，并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下提炼出了它的突出普遍价值。这不仅有效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世界遗产事业中的影响力，还在规划体系、协调机制、监测体系、系列申报等方面实现创新。”刘曙光介绍，大运河申遗过程中，还建立了全世界唯一由国家层面主导建设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系统。

“虽然大运河申遗成功，但是有关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发现、保护仍在继续。大运河的当代价值是什么？大运河文化有哪些内涵？这是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都很关注的问题。所以，国家又及时部署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刘曙光介绍，通过大运河申遗后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大运河的价值。“它是流动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繁荣兴盛的历史见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质载体。同时，大运河也是历史地理标识的当代传承。透过大运河，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断求知探索创造的精神和成就。大运河作为一个连通地理空间的工程杰作，映射着从古至今中国人民的智慧。大运河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交流交融的载体，是一幅缓缓铺开的中国文化地理长卷。”刘曙光说道。

大运河申遗的进程，对文化遗产保护如何惠及百姓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刘曙光透露，当年大运河申遗之时，各地政府和老百姓对大运河的保护热情被充分调动。“他们从河里捞出垃圾、清理淤泥，曾经污水横流的大运河渐渐恢复了碧波荡漾。在扬州、苏州、无锡等城市，搬离了河边的企业厂房，整改了历史街区的不和谐建筑，保住了大运河的历史风貌，妥善处理了城市发展与运河遗产保护的矛盾。大运河申遗探索出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民生工程、生态工程、环境工程相结合的新路。大运河沿线生态和人居环境在申遗中得以持续改善。”在扬州，当地在古城修建中采用精细的技艺，保留了古城原汁原味的风貌；在杭州，位于京杭大运河南起点的地标拱宸桥一带打造为历史文化街区，“桥上行人桥下舟，茶香酒馥曲无休”的诗意场景由此再现。

“可以说，大运河申遗探索出的这条新路，搭建起了文化遗产保护与改善民生、惠及民众的桥梁。”刘曙光表示，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背景下，大运河申遗积累的经验同样值得借鉴，“让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最终让老百姓增加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正是世界文化遗产最有社会性的价值之一。”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刘曙光

记者：最近几年每逢大假，包括故宫、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和三星堆等在内的博物馆总是一票难求，甚至出现了“黄牛”炒票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曙光：“博物馆热”的出现，折射了中国老百姓从吃不饱穿不暖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再到追求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丰裕的时代进程。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国人文化自信的增长，人们愿意到博物馆去学习了解中国自己的历史，甚至还有不少人把博物馆当成和朋友聚会的休闲娱乐空间。这种热度，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映照的是老百姓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博物馆热”是一个好现象。

记者：但是因为一票难求，公众也怨言颇多。对解决预约难的现象您有何建议？

刘曙光：最近我的确也注意到了国内的这些热门博物馆一到大假，观众就约不到票的现象，并且因此引发了一些负面舆情。这种现象的本质，在于博物馆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与人民群众的旺盛需求之间的矛盾。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例，之所以长期存在一票难求的现象，深层的原因是这家博物馆设计建造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展厅设计的载客量是每天4000人，这在当时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但是现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每天入馆观众是12000人，是原来设计载客量的3倍。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后台可以看到，每天有将近60万人在抢这12000张门票，所以，哪怕没有“黄牛”，照样会一票难求。当然，我们肯定要打击猖獗的“黄牛党”，但现实是，除了故宫、国家博物馆或上海博物馆这样的头部博物馆有资金有技术打造一个相对先进的票务系统之外，很多的博物馆没有这个能力。即便是这些头部博物馆，也经常陷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苦战。这样一个长期的“攻防战”，不仅需要博物馆增加经费和人力、物力，更需要包括公安、工商、文旅、市场监督等更多力量的介入。非综合治理，不能取胜。

此外还要看到，缺乏秩序和实效的“博物馆热”，对博物馆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来说，是不利的。那些人头攒动、展厅嘈杂的博物馆，观众的参观体验并不好；而博物馆人所付出的劳动，也没有很好体现出价值。

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扩建新馆。像四川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成以后空间更大、展陈的文物也更多，每天可以保障两万人入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都建了新馆，希望博物馆更宽敞的场地、更精彩的展陈，能大大提升观众的参观体验。

记者：要解决博物馆的一票难求，只能靠修建新馆吗？

刘曙光：绝对不能盲目修建博物馆。现在国内博物馆的主要问题不是博物馆数量少。从博物馆来说，要尽力多提供文化产品、改善文化服务；从社会来说，则是要培育对博物馆文化的尊重。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有6800余家博物馆，但其中真正一票难求的，全国最多也就100家。因为中国70%以上的等级文物藏品，收藏在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里。而6000多家博物馆中，国家定级博物馆只有1666家。博物馆本身的参差不齐，便造成类似三星堆、故宫、国家博物馆等拥有大量文物精品的部分博物馆常年火爆，而有的则是常年门可罗雀。再加上国内博物馆研究力量也不均衡，很多博物馆不能基于本馆资源进行展览策划，也就无法维持热度。

所以，与其去修建更多的博物馆，耗费大量的财政资源，不如发掘已有博物馆在馆舍、展厅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探索共建共享。比如说馆藏丰富却场地有限的大馆，和馆藏有限、展陈能力有限却有新场地的地市级博物馆合作共建，把大馆展览或展品辐射到二三级博物馆。这样既可以让地市观众在家门口也能看到好展览，也分流了大馆观众。

今年10月，由全国15家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共同发起成立的博物馆策展联盟在成都宣布成立，就是希望推动博物馆资源共享、共同发展，促进大、中、小型博物馆更新提质。我们希望未来中国各级博物馆能携手推出精品展览、培养策展人才、加强内容研究。

从博物馆协会来说，其实我们希望各级政府在新建博物馆这个问题上要保持理性，一定先做好调查评估，避免投资浪费。

当然，现在还有一种现象也比较浮躁，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逛博物馆不像观众、更像游客，他们到博物馆以后很多直奔盖章处集章，或者只在几个明星文物前拍照打卡。博物馆当然要满足公众好奇心，但如果观众仅停留在满足好奇心这个程度的话，不是博物馆人想看到的结果。

记者：现在包括成都在内的很多城市还在打造博物馆之城，这种思路也会导致资源浪费吗？

刘曙光：博物馆之城建设肯定是件好事情，因为城市的老百姓会直接受益。现在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它们大多是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人口相对稠密，对文化的需求比较旺盛。建设博物馆之城自然可以成为文化建设的有力抓手。

当然，博物馆之城建设并不意味着一股脑多上快上博物馆。首先要立足自身资源情况，尤其是从城市的区域定位甚至国家定位来看必要性与可行性。比如北京、上海都在建博物馆之城，前者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后者是一座全球化发展的城市，博物馆不仅要接待本地群众，还有大量外国、外地的人慕名而来，它们的博物馆建设就很有必要。其次，博物馆之城建设还得要有科学的规划、成熟的法治保障以及经费保障，尤其是解决在本土的“上级”博物馆使用“本级”经费的问题。比如成都打造博物馆之城，可否设一笔专项经费，让在成都的四川省级博物馆也能和成都市属博物馆共享，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

记者：近年来中国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博物馆如何利用新的材料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

刘曙光：我认为中国博物馆未来的增长极之一就是考古遗址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怎样去体现考古学的这种政治和社会的特性？重点之一是加强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成果的推广，对于考古发掘成果的研究阐释，尤其是面向海外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命题——考古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考古报告整理发表就算完事儿，还得要有展览来配套。加强对考古成果的宣传、展示和转化，最可靠、最大众、最具有说服力和传播力的阵地，就是博物馆，因为博物馆就是为了构建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凝聚民族共同记忆而设立的文化机构。

所以，博物馆人要积极关注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也要努力让考古成果在更多博物馆展示。考古对博物馆的支撑其实在四川体现得非常突出。三星堆还没有新发现6座祭祀坑时，老馆人气并不高。但新发现的祭祀坑出土了大量新文物，热度持续居高不下，所以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放后一跃成为国内爆火的网红博物馆。三星堆的案例，充分说明考古学和博物馆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

当下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正在蓬勃建设，给博物馆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材料，这是讲不完的中国故事，是一个无尽的宝藏。

记者：那么三星堆的故事可以怎么讲？

刘曙光：三星堆可以讲的故事非常多。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曾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四川的蜀布和邛杖就已经贸易到了大夏，说明四川哪怕群山环绕，也从不封闭。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玉璋等文物，已经被考古学家们证实和中原文明以及长江中游文明联系密切，青铜神树、神坛等文物又体现了古蜀人杰出的青铜铸造技艺和浪漫的想象力，我们完全可以借此讲好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以及中国开放包容的特质。

这个故事我觉得不仅需要中国学者讲，还应该让世界学者都来讲。埃及学为什么是国际显学？就是全世界的学者都在研究埃及。三星堆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可以争取海外学者的关注。当然，有一个重要前提是把新的考古材料尽快公布，然后以课题等形式全球招标，请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参与研究。我认为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除了我们自己表达以外，还应该有国际学人的表达。

记者：博物馆如何让文物“活”起来？

刘曙光：博物馆让文物“活”起来的前提是要加强保护和研究。客观来说，现在我们对馆藏文物的研究还不太够，最主要体现在研究偏专业的东西多，面向大众进行知识普及的内容少，很多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文化产品。从这个角度而言，加强媒体宣传、拓展博物馆教育、出版种类更多的文博图书、推出更多博物馆展览和研学项目等，都是让文物“活”起来的方式。

当然现在数字技术也广泛应用于博物馆。像裸眼3D、AR、VR等技术的运用，或让文物动起来，或让观众穿越考古现场，有的博物馆还运用单目捕捉技术，能够让数字文物做出和观众相同的动作。这些探索都极大增加了博物馆的吸引力，让博物馆不仅好看还好玩。所以未来博物馆人还可以更积极主动一些，一是自己拥抱新技术、认识新技术，同时也向数字机构开放藏品，一起推出更多能让文物“活”起来的产品。

记者：如果博物馆过多注重数字技术的运用，过于花哨的体验会不会影响对文物本身的欣赏，这种尺度如何把握？

刘曙光：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因为国内的确已经存在部分博物馆和展览过多依赖数字技术的现象，博物馆里到处都是显示屏在闪、在发出声音，客观上对部分想安静看展览的观众造成了干扰。怎样去平衡？还得取决于博物馆对于展陈的总体把握和设计。因为有的博物馆大量运用数字技术的原因就是藏品不够技术来凑，错的不是数字技术本身，而是博物馆。博物馆要始终记住新技术运用的目的是为文物“活”起来服务，绝对不能本末倒置。

记者：目前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全世界来看是什么水平？怎样才能让更多博物馆成为世界旅游目的地？

刘曙光：国际博物馆协会的上一任主席对中国博物馆有一个评价——中国博物馆正在日益成为世界博物馆的中心和热点。评价相当高。因为博物馆的建设依托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博物馆从硬件建设、举办展览和活动等方面来说，保持了极大的活力，展览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升。

这些博物馆如何才能变成世界旅游目的地？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彰显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文化。虽然大英博物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国外博物馆有很多珍贵的中国文物，但要看北京紫禁城、看秦始皇兵马俑、看三星堆，还得到中国，这就是中国特色。此外，博物馆的国际表达也很重要。比如故宫，不能外国游客来了只看到它恢宏大气的建筑外观，还要讲清楚这些建筑体现了中国哪些特有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要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博物馆要讲好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至今的故事，争取通过文物遗产背后的故事，架起沟通人心的桥梁，在世界上获得更多更准确的理解与尊重，这也是博物馆重要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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