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沉没》电影海报

川观新闻记者 余如波

随着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上映，一段沉没82年之久的历史终于不再沉默。

10年前，位于浙江东极岛海域的沉船“里斯本丸”号，引起了川籍知名电影人方励的好奇。从2016年开始搜寻残骸，直至《里斯本丸沉没》上映，8年来，方励在人力设备投入、当事人寻访、电影拍摄制作等方面投入难以想象的精力和资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谓“倾家荡产”。

9月6日上映以来，这部看起来没什么“卖相”的纪录电影，意外收获了观众和业界的口碑，其在豆瓣、猫眼、淘票票等平台的评分均超过9分，成为今年截至目前评分最高的国产院线电影。尽管截至记者发稿时，该片票房距离能够收回成本的1.5亿元的零头都相去甚远，作为该片制片人、导演的方励却表示，自己决定拍这部电影时，就没想过商业回报的问题。

“我特别感谢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方励觉得，似乎命中注定该自己上场：谁让他又有能力找到残骸，又具备做电影的经验？“如果我不干这件事，就对不起这段历史。”

参与救援的东极岛渔民林阿根（中）及其子与方励（右）合影

“本片完全基于历史事实”

很多电影会在片头注明“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的字样，而《里斯本丸沉没》标注的则是“本片完全基于历史事实”。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段过去鲜为人知的惨烈历史。

1942年10月，日军征用“里斯本丸”号客货船押运1800多名英军战俘从香港返回日本，途经舟山附近海域被美军击中，843名英俘遇难，384名英俘被当地渔民舍命救起，英军官兵和英国政府对此深表感激。

2014年，方励与韩寒在东极岛上拍摄电影《后会无期》，听说了里斯本丸号的故事。韩寒把它写成了《后会无期》主题曲的歌词：“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长期从事地球探测和海洋调查技术装备的系统集成、研发制造工作的方励则出于好奇，带领团队在2016年展开勘测工作，精确定位了沉船位置，并通过技术手段确认其为“里斯本丸”号残骸。

很快他又得知，当时确定仍然在世的两位“里斯本丸”号事件见证者，东极岛的林阿根老先生和英国老兵丹尼斯·莫利，都已经90多岁高龄。“因为我是做电影的，立刻就意识到这些人证很可能马上就没了。”方励认为，“人证”和“物证”都需要抢救，于是他在2018年开始了寻访。

在英国的第一个星期，方励和团队成员就听说了无数让人心碎的故事。有些家族墓地的墓碑上只有爷爷的名字，没有骸骨或骨灰；有些墓碑只在底部刻着一行字，猜测这个士兵“可能被淹死了”；有人生前一直珍藏着哥哥的来信，信中将母亲和家人托付给当时还不到5岁的弟弟……

这些故事，给方励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里斯本丸”号事件一共涉及1816个英国战俘家庭、255个中国渔民家庭，如果只采访其中的几个、十几个家庭，方励觉得不甘心。“还有更多人在哪里？”他花费200多万元人民币，在英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版》连续刊登整版广告，寻找“里斯本丸”号涉事英军战俘及其后人。

BBC（英国广播公司）也把方励请到直播间做采访，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后来，陆续有380多位亲历者的后代主动同他们取得联系。让方励尤其感到意外和惊喜的是，其中包括丹尼斯·莫利之外另一位被中国渔民救起的英军战俘幸存者——住在加拿大中部山区的威廉·班尼菲尔德。

英军战俘幸存者威廉·班尼菲尔德（左）与方励对话

“他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

2018、2019连续两年，方励主要的工作就是“抢救式采访”。很多经历过“里斯本丸”号事件的战俘幸存者，往往患有严重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由于年事已高而对当年的经历印象模糊。方励要攻克的第一个难关，往往是打开对方的心扉，帮助其寻回失落的记忆。

丹尼斯·莫利便是如此。他的女儿在方励第一次采访之前，从来不知道爸爸经历了什么，莫利一个字都没给家人提过。“一开始他特别不想谈，太痛苦，都是噩梦，不想回忆。”方励并没有一上来就谈“里斯本丸”号，而是从他参加香港保卫战的经历循序渐进，“最后越讲越激动，他信任你，愿意开口跟你讲，一下子话匣子就打开了，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多。”

前往拜访威廉·班尼菲尔德时，摄制组提前一天去做预采，随后便打电话告诉方励要有思想准备，老人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比较反对用传统的新闻调查的方式去冷冰冰地提问，尤其老年人，当你形而上地去提关于战争、关于‘里斯本丸’号的问题，他来不及组织语言，来不及回应。”

方励的经验是，青春的记忆是永恒的，是最容易点燃对方的。“我跟他聊他有多帅，跟年长的人，聊初恋、聊青春是最开心的。”接着，方励问他在军队是什么职位，得知他负责操作马克沁重机枪，机警地抛出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沁是水冷机枪，枪管打红了没水怎么办？对方一下就乐了：“We　pee（我们撒尿）！”老爷子一下就回忆起来了，滔滔不绝讲了很久。

那两年采访英军战俘家庭时，方励备有一本工作手册，手册第一页就是“里斯本丸”号的海底声呐影像。“很多英军战俘的子女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爸爸在哪里。当我打开手册，他们看到‘里斯本丸’号，看到这可能就是爸爸灵魂安息的地方，简直太震撼了，这个话题一下就打开了。”

方励并不是一个冷峻的旁观者，在他看来，这些访谈不是传统的采访，自己从来没有预设问题，而是像一个朋友走进他们的亲人，走进他们的历史。“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完完全全跟他们同频共振，跟他们共情，慢慢地就会什么都告诉你。”如今，他采访过的很多舟山渔民的家庭、英军战俘的家庭，都拿方励当亲戚，“他们都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

英军战俘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左）接受方励采访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没有态度”

一开始，方励计划做一部电视纪录片，用访谈的形式呈现即可。随着素材不断累积，他觉得有必要让更多人知道“里斯本丸”号的故事。正如同名电影让泰坦尼克号天下皆知，大银幕成为他的不二之选。

他的确考虑过拍一部《泰坦尼克号》《敦刻尔克》这样的商业电影，但20多年的编剧经验告诉他，无论怎么编都无法超越“真实”。“‘里斯本丸’号的很多故事，编剧坐在家里是想不出来的，我觉得特别珍贵，因为它真实、有名有姓，而且穿越了历史。我们见到的人，他们的口述、他们的情感都是当代的，是离我们很近的、真实的情感，而不是传说。”

方励认为，如果是虚构的剧情片，无论演员演技再好，它也是想象中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根本不去考虑虚构，起码是五六年以后才会考虑。我觉得还是把真实的人、真实的情感带到大家面前。”

《里斯本丸沉没》最终呈现为一部“documentary　feature　film”，即“纪录的剧情片”。其主线是从香港陷落、英国守军投降，到运送战俘的“里斯本丸”号中弹沉没，战俘奋力逃生又被抓走。其中穿插了这些英军战俘的爱情、家庭、亲子关系等细节，包括很多军人最后一眼看见自己的战友是什么状态，“都是碎片式的，但非常珍贵，特别触动我们。”

一些观众觉得，这种碎片式的呈现，似乎使得影片主题不够聚焦。“从剪辑来讲，影片重点呈现了两位幸存者的故事。但除此之外要有数字，要有群体，才能够真实地呈现战争带来的灾难。”方励认为，光有两三个主角是不行的，观众看不到那么多战俘家庭的心碎，看不到战争给这些家庭带来的突然的变故。“电影一定要有形象，才能够更有力量，如果用两三个主角把它串起来，可能比较戏剧化，但没有那么丰富，也没有那么独特。”

与许多纪录电影不同，《里斯本丸沉没》有一些似乎“不太客观”的视角，例如方励出镜采访、录制原声旁白，乃至几处比较强烈的情绪表达。“其实纪录片不应该有太多的主观表达，我在剪辑的时候纠结了很长时间，最后意识到自己作为今天的中国人，不能没有态度，不可能没有本能的反应。”方励掂量再三，尽可能让自己不煽情，但是仍有不经意的流露。

英军战俘后人与参与救援的东极岛渔民林阿根（右三）交流

“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收集下来”

影片收尾部分，14位“里斯本丸号”遇难英军战俘子女及家属来到东极岛海域沉船现场，参加“Say　Goodbye　to　Dad　与父亲的最后告别”活动。

那天是2019年10月20日。两个多月前，方励在英国与3位遇难战俘的子女交流时突然被触动，意识到他们或许也将不久于人世，而他们一生都在等待自己的爸爸回家。当场他便说，我想带你们去中国，在离你们爸爸30米的地方，向你们的爸爸说再见——因为沉船的深度是30米。

几位老人当场就泪流满面。方励策划并资助了这项活动。10月20日中午，搭载着英军战俘子女的船只抵达“里斯本丸”号沉船海域，当技术团队以侧扫声呐进行扫测，船上的大屏幕实时显示出“里斯本丸”号沉船海底图像时，这些等待了77年的子女们终于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最后位置。在距离父亲30米的海面上，他们洒下了无数白玫瑰花瓣，很多人泣不成声。

午后，一行人登上东极岛，摄制组邀请唯一健在的参与救援的渔民、95岁高龄的林阿根与战俘子女们交流。后者纷纷与林阿根握手，不断说着“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即便你们今天去东极岛，问当地渔民当年发生的事，他们都没有太当回事，没觉得自己有多英雄。”方励说，其中有一位当年的翻译曾经带领3名英军，历经艰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他的儿子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我爸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就做了他该做的事。”

这是在抓住历史的“尾巴”之外，《里斯本丸沉没》的另一个价值。“当我们没有开始进行调查，没有把相关的人链接起来的时候，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没有往来，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方励表示，电影的一个副产品，就是把大量今天仍然在世的人链接起来，包括舟山渔民及其后代，以及英国、加拿大相关历史当事人及其后代，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价值。

电影之外，故事仍然在延续，《里斯本丸沉没》杀青之后，方励的工作并没有停下。目前寻获的380多位亲历者后代中，他们只采访了130多人，《里斯本丸沉没》所使用的素材，在他们采集的素材中占比不到20%。“2019年11月，我们留了两台摄影机在伦敦，招募了5个学电影的中国留学生，支付劳务费请他们帮我们采访，把这些珍贵的史料收集下来。”

片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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