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祥

传记文学如何把历史呈现和文学创作有机结合，这是一个困惑人们已久的问题，也是当代传记文学作家探索和努力的方向。何晓苇、何世进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晚清文状元骆成骧》，再次把这个话题摆到了面前。

这部以小说形式呈现的传记文学，记录了晚清川籍文状元骆成骧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作者以当代人的现代性视角，展现了清朝四川唯一文状元骆成骧的曲折人生，生动塑造了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作品以骆成骧的生平事迹为基础，始终把历史人物的塑造作为重点。无论是讲述骆成骧的少年聪慧和勤奋，还是高中榜首后的京城宦游，还是回到四川后的为文从教，都把人物的塑造放在核心位置。

作者刻画骆成骧这个历史人物，主要基于3点：首先，这是一个晚清文状元，无疑带有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烙印；其次，这是一个深受儒学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认知和行为举动，深受儒学的影响和束缚；再次，这是一个出身底层的文状元，他的内心有着很强的奋发劲头和很深的忧患意识。作品以这3点为基调，力求塑造一个接近本真而不是扭曲变形或涂脂抹粉的历史人物形象。

摒弃虚假，求真求实，既不唯美亦不讳嫌，这是创作人物传记的基本遵循，也是当今传记文学的时代要求。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骆成骧的很多优秀品质。如少年时刻苦读书、奋发向上，依靠百折不挠的努力考取状元；进京后，无论供职翰林院编修，还是外放桂林办广西政法学堂，都深怀赤子之心恪尽职守；他曾留学东洋数年，接受开明开放的新思想，追求革故鼎新的治国理念；其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回到家乡，竭尽所能报效桑梓，在平息军阀混战和兴办四川现代教育上奔走呼号。

他胸怀一颗文人心，却抱有一腔豪侠志，是兴办中国武士馆的热心操办者。他终身都怀杜甫式的忧国忧民，为积贫积弱和军阀混战而忧愤，既充满“无限哀愁满乾坤”的悲怨愁绪，也曾有过“三电气死袁世凯”的豪壮之举。他为政清廉，生活简朴，忠于婚姻和友情，是一个儒雅敦厚、为人称道的谦谦君子。

但作者并不把骆成骧拔高成完人、神人，还辩证展示他身上的许多时代局限性。他讲究儒家中庸之道，不赞成康有为、梁启超激进式的戊戌变法，甚至在推翻帝制时踌躇犹豫，对光绪钦点他为状元而深怀感恩私心。在袁世凯复辟帝制上，他选择逃避归隐家乡。在四川保路运动中，心有所思但缺乏行动，展示了作为封建士大夫愚忠懦弱的一面。他作为一介书生，一生都是社会乱局的旁观者，对改变糟糕时局、振兴国家民族无能为力。

总之，骆成骧是一个有别于四川籍前朝状元杨慎、同朝进士刘光第的，可敬可爱又可悲可叹的文状元形象。惟其如此，才使人感到鲜活真实，才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和永恒的人文价值。

当然，传记写作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层面。作者生活在当今社会，打量历史人物的视角是当代的，当代的价值观念，当代的审美标准，当代的文化遵循和文学理想，甚至是当代的表现手法。如如何对待和推进社会变革，如何看待忠君报国的儒学理念，甚至如何兴办现代高等教育等，不同历史时期的作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

骆成骧可贵的是，身处风云变幻的时代，能洞察时弊，并敢于大胆直言铁肩道义，或上呈朝廷，或见诸于报端，或以诗明志，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读书人的道德良心和文人风骨。

作者在文章结构和表现手段上，采取穿插变换的蒙太奇手法，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四川保路运动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与主人公的人生沉浮交织在一起，让笔触在个体故事和群体事件间不断转换，凸显个体和群体的关联和价值。

该书封面注明是历史小说，但和真正历史小说的写作格调不同。作者在表达中，更偏重于“实”和“史”的一面，在人物塑造、情节推进中，更注重于史料的陈述。这其中有史书记载，有书信往来，更多的是骆成骧的诗词歌赋。

骆成骧既是一位从政者，又是教育家，还是成果丰硕的诗人，一生留下了许多诗作。作者采用“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很据写作需要和现代眼光，选择和引用了骆成骧的100多首诗歌作品。然后，对这些诗作进行深入解析，从中洞察人物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甚至运用一些叙事性的诗歌，展开和推动情节，很有创新性和文学性。

骆成骧的诗作，或奔放豪迈，或轻巧灵动，或深沉厚重，或平实舒展，技巧娴熟，雍容大度，气韵生动，气象万千，展现了骆成骧作为诗歌官员的独特风采和气质，也提供了研究历史人物的可贵史料。

应该说，这部传记文学作品，既有对传统传记文学的传承，又进行了现代传记文学的现代性探索，一定程度上展露了当代传记文学的新气象。

（《晚清文状元骆成骧》，何晓苇、何世进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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