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实施“闭港行动”，在长江口航道布设大量水雷，妄图切断海上贸易线，摧毁大陆经济。

长江口是万里长江的出海口，是长江流域各港口对外贸易的咽喉，其被封锁，严重影响上海乃至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当时，上海有货运不出去，导致物价飞涨，给百姓带来极大恐慌。为粉碎敌人的阴谋，党中央指示刚组建的华东军区海军迅速组织力量，完成扫除长江口水雷的任务。

扫雷舰是海上的“清道夫”，是冲在最前沿的“海上敢死队”。世界海军有个通用礼仪，当双方舰艇在海上相遇，按吨位大小、指挥官职务高低，用信号、旗语、灯光等形式，由低的一方向高的一方致敬。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所有舰艇，凡是遇到扫雷舰，必须向其致敬。

此时，刚刚成立的人民海军还没有一艘扫雷舰。时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在接到指示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对策。他们征用轮船招商局的一艘登陆舰作为指挥舰，把从国民党军缴获来的10艘25吨级登陆舰改装成扫雷舰；又从华东军政大学抽调部分有文化的学员，从陆军抽调干部和战士，另外选调原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和轮船招商局骨干，于1950年4月组建起新中国第一支扫雷大队，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参谋长孙公飞担任大队长兼政委。

国民党军在长江口航道所布水雷对商船往来造成严重阻碍，但仍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企图冒险进港。自6月中旬至8月底，先后有“伏虎号”“香山号”“新宁号”“济南号”“捷喜号”等多艘船只触雷爆炸，除“济南号”重伤被拖出外，其余均沉没。扫雷工作刻不容缓。

扫雷大队士兵在长江口航道扫雷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档案馆供图

6月19日，扫雷大队上艇赴长江口，开始了第一次扫雷作业。张爱萍请来曾在日本、德国、英国等学习造船和水雷专业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曾国晟帮助设计扫雷方案。水雷是被锚通过雷索固定在水里，方案以割断雷索，使其浮出水面为目的。具体实施由扫雷舰拖着一根钢索在水下扫，钢索侧面装有浮体扫雷具，上有割刀，一旦扫到水雷，扫雷具便会向其靠拢，割刀即可割断雷索，水雷就会浮起。

然而，实际进展并不顺利。10艘扫雷舰被分成5组，每组2艘保持一定距离，平行拖曳沉在水下的扫雷具。尽管它们都是25吨级，外表相同，却产自不同年代，性能、动力多有差异，在统一号令下无法协调一致，不是你快，就是我慢，“扫雷现场就像拔河运动会”。此外，在扫雷过程中，还数次把沉在水下的飞机残骸和其他杂物拖了上来。一次，飞机残骸挂住了钢索，由于重量过大，钢索被挂断，反弹回甲板，打断了一位队员的腿。历时10余天，没有扫到一枚水雷，还有战士负伤，加之这次舰艇动力不足，无法应对长江风浪，扫雷具也有一定缺陷，行动被迫于7月2日暂停。

之后，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充实器材设备，对扫雷舰进行改装。党中央对长江口扫雷情况非常重视，指示有关方面争取苏联帮助。不久，苏联派专家指导，提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扫雷具。地方有关部门也提供潮汐气象资料，印制长江口水文数据详细的雷区图纸，给予支持。当时，浙江沿海一些岛屿仍然被国民党军占领，其作战舰艇频繁出现，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为保障扫雷工作顺利进行，华东军区海军组织力量对长江口内外，包括佘山、崇明岛进行了水陆清剿。方方面面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9月11日，第二次扫雷命令正式下达。由“中字111”号登陆舰作为指挥舰，“陈集”号步兵登陆舰为布标舰，“古田”“周村”等4艘改装的扫雷舰开展作业。另外，还有4艘舰艇承担通信联络、爆破救护等任务，同时成立水雷技术组、爆破组和保管修理组，部署长江口南北航道的警戒工作。

21日，扫雷编队进入雷区，4艘扫雷舰以梯形向左右展开，雷索定深6米至7米。一时间，江面马达轰鸣，绞车辗转，红色鱼形浮标扫雷具纷纷坠入江心，蔚为壮观。

但几天过去，编队来来回回把雷区检扫好几遍，却不见一颗水雷。就在大家万分焦急之际，24日中午，扫雷索猛地抖动了一下。刹那间，一个黑乎乎的铁家伙浮出海面。“是水雷！是水雷！”孙公飞拿起望远镜一看，果然是一颗水雷。他迫不及待地拿起报话机，向张爱萍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解除水雷引爆装置，官兵们兴高采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档案馆供图

扫到一颗水雷的战果，给大家极大鼓舞和信心。随后，他们又陆续扫出多颗水雷，除留几颗供拆卸研究外，其余当场销毁。至10月底，经华东军区海军检查确认，敌人布设在长江口航道的水雷已全部清扫完毕。

随着上海港重新打通，人民海军胜利圆满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扫雷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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