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①丨风雨40余年 用考古为中华文明续写“家谱”——专访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视频 吴枫 

王巍是考古界享有盛誉的专家、学者，在40多年的考古生涯中，参加发掘过4座都城遗址。尤其在21世纪初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长期担任首席专家和执行专家组组长。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仅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脉络、以一大批遗址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更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他也是中国公众最熟悉的考古学家之一。无数次登上央视直播节目，尤其在三星堆“再醒惊天下”系列直播中，他带领观众从专家视角欣赏6座新发现祭祀坑的出土文物，让观众直观了解三星堆文明的灿烂辉煌以及所折射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在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为一名考古学者，王巍把对会议精神的践行落实到实际工作中。他在7月底、8月初，不到10天时间内两次来到四川，为网友直播，导览新开放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加座谈会，再论三星堆考古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还将推出新书《听首席专家讲述探源工程》，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公众普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多年来的成果，为推进考古成果数字化奔走…… 

8月7日，王巍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专访。他表示，用考古为中华文明续写“家谱”，这个人生梦想40多年来从未止步。

40多年前，王巍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会和考古捆绑在一起。

上世纪70年代，考古是绝对的冷门。初中只上了一年半的王巍在历经下乡插队、返城进工厂之后，遇上了恢复高考，喜欢理科的他发现自己数理化基础太差，不得不选择报考文科。

学什么？当时有人告诉王巍，“考古是文科中的理科”，有着学理梦想的王巍当即豪不犹豫报考了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而在此之前，他对考古的唯一了解来源于一部纪录片，那部片子介绍了兵马俑、满城汉墓、马王堆汉墓等出土文物。

那是一个考古人才极度匮乏的时代。王巍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他很快参与了北京郊区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的考古发掘。在前辈学者发现贵族墓地的基础上，发掘出了夯土城墙等遗迹，为断定此处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提供了重要证据。

王巍。摄影 向宇

初战告捷。不久后王巍被单位公派到日本留学研修，获得日本九州大学博士学位。1995年至1996年，再次被公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作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东亚考古和东亚地区文化交流。

在拿到博士学位后，一所日本大学向王巍抛出橄榄枝，希望聘请他当副教授。“如果留在日本工作，工资收入当时大约是国内的100倍。”王巍却义无反顾选择了回国。“改革让我上了大学、开放让我走出了国门，出国留学也是因为单位派遣，我必须回国效力。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考古的主源还是在中国。只有在自己的祖国，我才能实现人生价值。”王巍表示。

回国后的王巍，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他再次带队参加了三座都城遗址的发掘——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陕西周原西周时期都城以及河南殷墟商代晚期都城。在河南偃师商城宫城内发掘时，首次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前后三进院落的宫殿建筑，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文化分界提供了界标；在主持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发掘时，首次发现一组东西对称的西周大型建筑，很可能是当时的宗庙，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资料；而在带队赴殷墟发掘时，发现了商代晚期的村落、大型铸铜作坊、家族墓地，出土了大批遗物，极大地丰富了对商代晚期社会和文化的认识。

在40多年的考古生涯中，王巍亲身经历的都城遗址发掘就多达4个。

21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王巍迎来了自己考古生涯的重要时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王巍就开始关注中华文明的起源。彼时，新中国考古学泰斗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出版。他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以夏王朝的建立为肇始。而就在上世纪80年代初，辽宁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等都有大量考古新发现。牛河梁遗址发现了圆形祭坛、女神庙、大型积石冢以及玉雕龙等遗迹遗物，良渚遗址发现了反山王墓，出土了国宝重器玉琮王等；陶寺遗址也发现了一大片王族墓地，出土了龙盘、陶鼓等象征社会等级分化的文物。中国考古学的另一位泰斗苏秉琦，根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

在日本留学期间，王巍却发现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说法，并不被海外学术界认可。当时，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几乎都以出土了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殷墟作为中华文明的开端，认为中华5000多年文明只是传说。“按照这种算法，中华文明的历史只有3300年。这给我很强烈的刺激，作为中国考古学者，我们对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长的历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实在是汗颜。”

从日本回国后，王巍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商周考古学上。恰巧从1996年开始，“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王巍直接参加了断代工程，在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后，又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前4期中担任了首席专家。

王巍（右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在王巍看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意义重大。“在探源工程以前，我们中华文明的‘家谱’，只有商代以后还记载得比较清楚，而商以前的夏以及更早的时间，此前一直存在争议、被认为是虚幻的。考古的意义，就是为中华文明续写‘家谱’。通过考古研究，展开中华文明的历史真实和壮美画卷，以坚实的考古材料和综合研究成果，证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是真实可信的历史。” 

如今，通过2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明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下一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将围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组织多学科力量联合攻关，不断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破解更多的历史之谜。”王巍表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02年启动以来，至今仍在进行。为什么要启动这个工程？取得了哪些成果？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怎么看待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与记者进行了深入的对话。

为什么要做探源工程？

中华文明的形成，有3个问题待解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初有何背景？期待解决什么学术问题？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准确名称叫“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是在1996年至2000年开展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又一个由国家支持的大型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它要解决的问题，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三个关键词：何时、如何以及为何。

第一是中华文明何时形成。中国古代典籍认为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但不仅国际学术界对此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哪怕在中国史学界，直到20世纪末，大都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中华文明的肇始，把距今5000多年到4000年期间的社会作为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所以，中华文明是确有5000多年历史，还是从夏王朝建立开始？抑或是像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从发现文字的殷墟才开始？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就是依靠考古发掘获得的新资料来研究和证实。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告一段落后，参加工程的学者们建议继续开展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历史脉络的研究。

第二是中华文明如何形成，经历了怎样的过程。第三是为何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以及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否一定是以前流行的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华文明有哪些特性等等。在此以前，我们对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机制、道路、模式和特点等深层次问题较少涉及。更缺乏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对比研究，这使得中国学者不仅在世界文明研究领域缺乏话语权，也缺乏对中华文明的权威阐释。

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研究——

多学科。探源工程涉及的学科多达20多个，除了考古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还包括了几乎所有大的自然学科；

多角度，就是从环境、生产力发展状况（包括农业和手工业）、精神生活、社会结构等社会的方方面面来研究文明起源；

多层次，就是不仅要研究都邑遗址和贵族等金字塔尖的状况，还要研究位于都邑附近的中小型聚落和社会中下层人们的生活，研究区域性的中心以及和基层社会之间的结构关系；

全方位，就是要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发展变化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甚至把中华文明放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来研究。

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400余位学者直接参与，相关联的有上千人，其中一半是教授，还有多位工程院院士和社科院学部委员。

2022年7月10日，王巍做客“名人大讲堂”，介绍宝墩遗址、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成果与意义。摄影 向宇

探源工程有哪些收获？

厘清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脉络

记者：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哪些重要考古成果？

王巍：20多年来，我们在全国20多个重要遗址以及周围同时期的遗址区域进行调查和多学科研究，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历史脉络梳理清楚了。总的来说得出了以下认识：

万年奠基。也就是在距今10000年前，在我国北方地区已经开始栽培粟与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栽培水稻。农业的起源，为各地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定居状态奠定了基础。

8000年起步。在距今8000到6000年期间，地球气候整体上温暖湿润，为世界各地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比如河南贾湖就发现了距今8000年的村落，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端倪。

6000年加速。距今约6000年的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在黄河、长江流域比如安徽含山凌家滩、湖南澧县城头山等出现了上百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社会内部分化日益明显。

5000多年进入。距今5500—5000年是中华文明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比如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辽河流域等地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比如良渚古城不仅都城规模宏大，还修建了十几公里长的多段水坝用于灌溉。

4300年中原崛起。良渚、红山和石家河这些文明化的先行者在距今约4300年左右先后衰落，相反中原崛起、提高了文明化的速度，川西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这其中，尤以山西襄汾陶寺、陕北神木石峁、延安芦山峁、四川新津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

4000年王朝建立。距今4000年前后，夏王朝建立。尤其是最早距今约3800年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果，证明了中华文明进入新的阶段——王朝时代。

距今3000年王权巩固，以及距今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在这些考古成果中，我们通过良渚等一大批遗址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并且发现中华文明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并非一开始就形成，而是在中原汇聚了周围的一些先进因素、逐渐取得了优势后形成。

中华文明5000多年这一结论性认识，对于中华民族以及全世界的炎黄子孙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意义。

王巍。摄影 向宇

探源的贡献还有哪些？

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提供了中国方案

记者：总体而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大贡献是什么？

王巍：最大的成绩，当然是我刚才提到的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厘清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与此同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提供了中国方案。

很多人一直认为，只有冶金术、文字和城市才是判断文明的三要素。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华文明只能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晚期开始，也就是只有3300年的历史。但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从中国的考古实料出发，主要是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二里头等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再结合世界几大原生文明，概括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的标准，那就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社会分化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比如在良渚、陶寺等遗址，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聚落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形成了早期的城市；然后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贵族阶层。比如良渚文明中，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可能有祭祀功能和掌握军事权力象征的玉器。在陶寺遗址的大墓中，则随葬有陶鼓、龙盘等彰显墓主人尊贵身份的礼器。此时还出现了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以及巨型都邑性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暴力与战争也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等等。

其实我们追溯文明三要素的由来，主要是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中概括出来的，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就无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也并未使用文字。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上其它很多不同的文明。因为很多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国家的出现。虽然具体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王权国家这个要素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的中国方案，抓住了文明的核心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中华文明5个突出特性如何理解？

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全面精辟的概括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系统阐述了中华文明的5个突出特性，也就是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您如何理解这5个特性？

王巍：这5个特性是在系统回顾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程的基础上做出的全面而精辟的概括。事实上，在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特质也试图做了一些归纳，我们总结出来的中华文明的特质是绵延不断、多元一体和兼收并蓄。这三者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文明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而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得更全面，还提出了创新性、和平性这两个中华文明的特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点。虽然埃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等都盛极一时，但这些古老文明最终都没能摆脱湮灭的命运。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创新性，始终是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在距今一万五六千年以前，就发明了陶器；在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发现了家猪和酿酒的证据，以及世界上最早的可以演奏7声阶乐曲的骨笛，改写了世界音乐史；当然，丝绸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代表成就之一。

统一性，从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纵观5000多年中华文明，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具有久远的历史渊源。

包容性，体现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持兼收并蓄、开放包容，在交流互鉴中发展。

和平性，体现在中华民族始终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从未倚仗强大的武力大肆进行领土扩张。“以和为贵”的理念始终渗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正是因为具有了包容、创新、和平、统一的特质，才共同促成中华文明绵延不断、日益辉煌。

2022年7月10日，王巍做客“名人大讲堂”，介绍宝墩遗址、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成果与意义。摄影 向宇

以什么方式让三星堆活起来？

不妨建一个沉浸式体验主题乐园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今年7月在三星堆博物馆视察时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4000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您怎么看待三星堆遗址的考古成果？

王巍：三星堆考古是中国百年考古史上最重大的发现之一。

这一两年我很荣幸参加了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一些工作，这是我考古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经历之一。在我看来，三星堆的重要价值，第一是通过丰富的考古实物，展示了古蜀文明丰富的内涵和未见于史料的灿烂辉煌。第二则是让我们看到了古蜀文明和夏商王朝密切的联系。自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这一点其实一直比较忽略，学术界和民间还存在着三星堆文明“西来说”“外星说”的各种说法。以我长期做夏商考古的经验，三星堆文明的确有很多明显的中原的王朝的因素，包括青铜冶铸技术、青铜器的器形等等，比如中原的尊被三星堆人顶在头上顶礼膜拜。但同时，三星堆的文明又有非常多的创新，包括青铜神树所体现的青铜器的分铸技术等等，三星堆先民的思想信仰的体系也独具特色，这也是中华文明包容和统一性的体现。

当然，三星堆还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他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勉励广大考古工作者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也为三星堆未来的工作提供了方向。一是考古工作本身要继续进行和细化，二是要继续加强研究阐释，最后是要扩大宣传、加快申遗步伐。

最近我一直在推进考古成果数字化工作。我有一个梦想，推动建立一个沉浸式体验中华文明辉煌的大型主题乐园，让孩子们直观感受中国文化的魅力。三星堆其实就是很好的题材，因为它的文物和文化都很神秘，令人遐想。观众只在博物馆看青铜神像其实意犹未尽，如果能把当时神像所在的世界展现出来，那应该同样吸引关注。比如在数字化再现方面，是否可以继续深入？当然我也觉得可以有一台歌剧或者舞剧进行配套，以各种方式让三星堆活起来。

2021年5月28日，中华文化全球推广三星堆推介会在广汉举行。王巍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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