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55）丨世界遗产要讲好文化多样性的故事——专访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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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摄影 李强

2024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以下简称“北京中轴线”）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保持领先优势。

“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中，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教授吕舟带领团队承担了申遗核心内容之一——申遗文本的编制，给世界遗产评审委员会的评委们生动阐释了“北京中轴线”背后中华文明中正和合、家国一体等价值理念，以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质，成为项目成功申遗的基础。

保护文化遗产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中国在世界遗产申报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近日，吕舟教授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他表示，保护文化遗产，本质是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保护工作要让民众有获得感。在世界遗产的申报中，一定要讲好中国故事。

清华大学，主楼端庄大气，清华园工字厅庭院深深、古香古色，不时有游客在著名的“清华园”牌匾前合影留念。1978年，吕舟考入这所中国顶尖高等学府，并进入了有名的建筑系。

“那个年代，学习更多的专业知识，能为国家多作贡献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在学习了4年建筑设计之后，吕舟在大学最后一年选择了建筑历史专业方向，希望自己在建筑设计之外，还能够充分理解建筑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这个选择，为他后来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基础。

清华大学建筑系，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创建。从他开始，建筑系一直延续了一个传统：理论之外还要有实践。毕业后留校当老师的吕舟，经常带着学生到各地测绘古建，其中就包括了20世纪80年代还属于四川的云阳县张飞庙。

从北京坐绿皮火车到重庆，再船行一夜到云阳，师生们出色完成了张飞庙的测绘。几年后，三峡水电站项目启动，库区文物保护成为重要工作之一。哪些文物需要搬迁？搬向哪里？所需费用多少？考虑到吕舟恰好测绘过张飞庙，他便再次被安排前往云阳，负责张飞庙的整体搬迁设计，以此给整个库区文物搬迁“采样”。

正是此次项目，让吕舟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象、文物的价值等有了深刻认识。

张飞庙，一座矗立于长江南岸峭壁之上、纪念三国名将张飞的庙宇，与云阳县城隔江相望。现存建筑为清末同治年间冲毁庙宇后重建，建造时间只有一百多年。从文物价值看，尽管张飞庙的建筑并不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却是三峡沿线著名的地标，是三峡三国文化重要的一环。张飞庙搬迁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张飞庙顺着背后的山势后靠抬升，在更高处复建即可。但吕舟发现张飞庙在当地百姓中拥有极高地位，“他们把张飞当成云阳最重要的神来供奉，不管是考试、做生意还是求平安都要来拜张飞。甚至当地人火爆的性格，也被认为和张飞相似。事实上张飞庙和当地百姓之间存在着文化和社会生活上的深刻联系，上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吕舟提出了将张飞庙与云阳县城一起搬迁至距原址32公里处的方案。在吕舟看来，如果云阳县城搬走，张飞庙却还留在已无人烟的原址，那这座庙宇未来只会变成长江岸边无人拜谒的荒庙，断了和云阳百姓之间的情感联系，它原来的文化和社会价值将消失殆尽，“这是我们搞文物保护的人无法接受的。”

事实证明，张飞庙整体搬迁至新县城对岸是正确的选择。云阳百姓对张飞的信仰和尊重在当地得以延续，张飞庙也仍然是长江航道上踏访三国文化的重要史迹。

“所以，文物或者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仅是保护文物本体，更重要的是保护文化的延续性，这是最核心的内容。”吕舟表示。

吕舟

云阳张飞庙整体搬迁，在20多年前很好地回答了文物保护“保什么”的问题，也让吕舟在此后投身遗产保护时不断思考文物保护的诸多新理念。2010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开始修订，作为起草专家的吕舟强烈建议在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三大价值之外，加上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我们应该永远秉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来对待遗产保护。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人们还能不断从更多的角度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

在数十年的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吕舟参与了西藏布达拉宫雪城、山西晋祠、北京大学燕园、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上海江南造船厂等重大项目的保护规划和修缮工程，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留下了耀眼“战绩”。

清华园工字厅是清华大学重要的古典建筑。2001年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吕舟主持了学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工字厅古建筑群的修缮保护。母校的这片建筑，让他倾注了无限热忱。由于很好地处理了文物保护和使用功能的关系，该项目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提名奖。评委认为，工字厅项目清楚地反映了相关的保护策略、研究和最小干预的保护理念，让建筑群和周围环境得到了完好保护，工字厅的历史面貌和重要的文化价值得到了完好体现。

在四川，很多文物保护项目都有吕舟的身影。尤其“5·12”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他负责了都江堰二王庙、伏龙观、平武报恩寺、安岳石窟、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等6个项目的修复规划设计。

当年地震后，灾区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吕舟团队在5月24日就抵达四川，是地震后较早进入四川灾区的文化遗产保护设计队伍之一。

二王庙和伏龙观是青城山-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地震时，二王庙由于山体滑坡，损毁严重。在保护中需要严格遵循文物保护的严苛准则，尽可能保存原有的材料。施工过程中，工程人员把原有建筑所有破损的构件尽可能筛出来修复使用，以尽量保持古建筑的原材料和特征。但在吕舟看来，二王庙和伏龙观的重建不能只满足修好古建，也要让文物重建贡献于社会重建，“也就是文物维修能否给当地社会重建鼓舞士气，带给民众相信未来日子会更好的信念？”

他们选择了半开放式的修复工程。人们可以在划定区域参观修复工作、了解修复进度。二王庙的抢救修复工程成为四川震后重建信心的代表性项目。随着古色古香的二王庙、伏龙观重现往日风采，两个项目分别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优秀文物保护工程特别奖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

这种让民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参与感和获得感的理念，此后一直影响着吕舟的实践。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项目团队尤其重视群众参与。“北京中轴线”文化创意大赛发动了几十万人参加。申遗团队把以遗产保护为初衷的项目，变成了文化传播的过程，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吕舟认为：“这远远超过了文物保护本身的效益，是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吕舟的职业生涯中，他的很多工作都和世界遗产联系在一起。

回望中国的世界遗产之路，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1986年开始申报。但真正迎来发展是在2000年以后，其间有两个事件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是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吸引了中国社会对世界遗产的关注；另一个则是国家文物局和无锡市从2006年起连续8年举办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无锡论坛。正是在这个论坛上，大家关注到了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大运河等新的遗产类型，以及世界遗产和可持续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建设等问题，对后来中国世界遗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2004年苏州的世界遗产大会上，吕舟担任了大会主席的文化遗产顾问，并连续参与无锡论坛，对世界遗产开始了深度关注。2002年以后，中国申报世界遗产的文化遗产类项目的评审和论证，吕舟全部参与其中，并且亲自负责了五台山、鼓浪屿、“北京中轴线”等多个项目的申报工作。

五台山，拥有无与伦比的古建景观，被梁思成赞为“最珍贵的国宝”的唐代古建佛光寺就在这里。2007年，吕舟带领团队参与了五台山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炼出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认同，助推五台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9年，吕舟和团队再次投入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彼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面临着一个巨大挑战——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明的冲突。鼓浪屿项目在申遗文本中深刻阐释了这座小岛中西合璧的建筑背后文化的包容开放、文化交流的意义以及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切中了当时世界关注的核心问题。鼓浪屿申遗成功后，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曾和吕舟深度探讨了鼓浪屿的价值。她说：“鼓浪屿这么小的一个岛，价值在哪儿？它教会了我们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相互融合。这也是今天的一堂世界公民课。”

最近几年，吕舟将精力重点投入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中。多年的努力在今年7月结出硕果。“北京中轴线”不仅成功地向世界讲述了“北京中轴线”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独特观念，各种配套活动和宣传也让文化遗产与社区、与公众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告诉人们：世界遗产应当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力量。

如今的吕舟，已经带领团队再次起航。下一站，助力千年瓷都景德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让世界重新认识景德镇。

川观新闻记者对话吕舟（左）

记者：“北京中轴线”包括了故宫、天坛等世界遗产，为何会选择重新“打包”，以“中轴线”名义申遗？

吕舟：“北京中轴线”是一个由15组建筑群、遗址、城市空间构成，全长7.8公里，南北贯穿北京老城，并始终决定整个北京老城城市格局的具有整体性的城市核心空间。组成“北京中轴线”的包括了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等5种不同类型的历史遗存。

如果我们从空中俯瞰，可以看到中轴线的最北边是钟鼓楼，向南一直延伸到永定门，中间包括了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太庙、社稷坛、正阳门、天坛、先农坛以及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等。其中故宫和天坛分别在1987年和1998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各自的世界遗产价值与“北京中轴线”的整体价值完全不同。故宫强调的是它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天坛的重点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祭天建筑群。但是在“北京中轴线”中，它们只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北京中轴线”整体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秩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追求，始终决定着北京作为国家首都的城市形态、承载着国家礼仪制度，而故宫和天坛则是这种秩序形态和礼仪制度的核心载体，与其他构成要素一起讲述了一个具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中华文明的宏大故事。

事实上，在世界遗产申报中，并不乏将已经是世界遗产的项目作为另一个世界遗产组成部分重新申报的案例。

记者：“北京中轴线”讲述了一个怎样的宏大故事？

吕舟：中国人的传统是“以中为尊”，这种观念几千年来也持续影响着中国的城市规划。

据春秋时期的《周礼·考工记》记载，周朝都城制度核心建筑群的功能分布为“面朝后市，左祖右社”，也就是都城中心靠前的位置是朝廷，后面是市场等老百姓生活的地方；左边是祭祀祖先的宗庙；祭祀山川社稷的地方则位于城市右边。这个源于周代的都城制度在汉代成为儒家推崇的国家制度的组成部分。13世纪忽必烈规划大都城时，直接沿用了这套制度，构建了都城的中心建筑群，并以这一建筑群统领了整个都城的城市形态。之后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依然沿用了这个制度并且对其进行了发展与完善。

我们可以看到，象征秩序核心的紫禁城（故宫）位于北京中心，反映出中国古代都城“择中立宫”的规划理念。相对于朝堂区域处于北部的钟鼓楼市肆区域，反映的正是《考工记》里“面朝后市”的理想都城规划范式。社稷坛与太庙以北京中轴线严整对称的格局，则反映了“左祖右社”思想。社稷坛是古代皇家祭祀社稷的祭坛，旨在祈求国家政权与疆土永固；太庙则是皇家祖先祭祀之处。天坛、先农坛明朝永乐时位于北京南郊（当时为天地坛和山川坛），东西对称布局，成为展现中国古代有“南郊祭天”传统的实物例证。随着明朝嘉靖时北京外城的加筑，建于南郊祭祀大道南端的永定门建成，“北京中轴线”扩展至今天的规模，天坛、先农坛则成为“北京中轴线”在外城中对称格局最重要的部分。

其实左右对称的审美和规划在“北京中轴线”上无处不在。比如正阳门左右的城门分别是崇文门和宣武门；故宫里有文华殿、武英殿对应；南城永定门两侧则是左安门、右安门……这种两两对应的布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都城规划对礼仪的尊重与强调。

记者：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城市有不同的中轴线，为何“北京中轴线”能够申遗？

吕舟：“北京中轴线”能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基于比较研究，充分证明了它所具有的独特性。

“北京中轴线”体现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都城营建思想诞生于3000年前，“北京中轴线”是这一布局形态最完整的呈现，是中国传统都城形态成熟期的杰出范例。

“北京中轴线”自身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例如，在明代完成“北京中轴线”的基本形态之后，在清代乾隆皇帝先后营建、迁建了景山寿皇殿、山顶的五座亭子以及景山南麓的绮望楼，他还曾下令在北京天桥南侧对称立碑、建碑亭、修水池等，使“北京中轴线”的城市景观形态更为严整、宏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建设同样延续着这一理念——把最重要的国家纪念性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建在中轴线上，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分别对应太庙和社稷坛的位置，对称布局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从功能上看，人民大会堂是人民当家作主决定国家事务的地方，与社稷坛形成对应；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现的是中华文明，呈现的是先辈的伟大业绩，与太庙相对应。

事实上这种东方文明的城市规划思想，或者说以“北京中轴线”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规划思想，在《世界遗产名录》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表达，所以“北京中轴线”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项目。

记者：那在申遗过程中，我们怎么把这种价值以评委能够听懂的方式讲清楚？

吕舟：申遗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发掘遗产价值、深化对价值认识的过程。十几年前一位长期从事世界遗产评审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在听到我介绍“北京中轴线”时，也问到世界上有很多轴线类的规划，“北京中轴线”独特性在哪里？我就给她讲了中轴线背后的规划思想，讲了中国古人通过这种营建方式构建城市、人乃至国家秩序的实践。这次申遗成功以后，这位专家再次和我谈起当时她的感受，并为“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感到高兴。

当然，这个理念还要用评委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述。比如我们提到《周礼·考工记》对中国古代都城营建制度的记载，就有专家问这是一本什么书？它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中的地位如何？所以就需要我们把整本书或者至少描写城市制度的这一部分完整翻译出来，并且与西方城市建筑文献如古罗马时期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作对比。这些工作帮助了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理解“北京中轴线”的价值。

记者：讲好文化多样性是申遗很重要的因素吗？

吕舟：一直都是最关键的因素。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来说，通过世界遗产的平台表达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价值、反映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讲好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故事非常重要，这也是中国申报世界遗产未来需要关注的方面。“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其实有一个启示——通过世界遗产展现的不仅是遗产的壮美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表达遗产背后的思想和价值观。

记者：现在中国已经拥有59处世界遗产，申遗对中国遗产保护有何推动作用？

吕舟：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世界遗产公约的初衷就是为了保护世界各地的遗产。当时有一个大的背景：全球尤其是欧洲进入经济发展的高峰，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很多国家不关注或者也没有力量保护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世界遗产公约，是希望世界各国一起合作保护这些遗产。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入选遗产需要符合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并要有良好的保护状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提高遗产的保护水平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国际的相关保护经验开始被介绍到中国，提高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水平。近年来，世界遗产把社区对话、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作为评审很重要的方面。遗产项目在保护中有没有牺牲民众利益，人民生活有没有因为遗产申报产生获得感？越来越多的项目在申报中考虑到了民众的利益。

记者：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地方有申遗冲动是为了发展旅游。如何看待部分世界遗产门票越来越贵的现象？

吕舟：发展旅游经济不是世界遗产申报的目的，但旅游又是传播遗产价值的手段和方式，所以地方政府发展旅游应该把遗产价值的传播放在核心的位置。此外，作为一个城市的管理者，必须考虑世界遗产未来怎么造福老百姓。事实上像杭州西湖，列入世界遗产后取消了门票，改善了人们的旅游体验，为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北京中轴线”评上世界文化遗产也没有改变原有收费景点的票价体系，大部分区域的门票很便宜，就是希望民众在申遗中能有更多获得感，进而自发地参与到保护遗产、传播遗产的队伍中。

记者：四川的三星堆·金沙、蜀道、宋元山城遗址、中国白酒老作坊等很多遗产项目已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对它们未来的申遗有何建议？

吕舟：这几个项目我都熟悉，很多也曾经直接参与过。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世界遗产要求价值的阐释必须落到作为遗产的不可移动的物质载体上。比如三星堆，价值需要通过遗址来表达，要形成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价值表述，要体现出遗产对中华文明的贡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系统的研究。当然，成都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怎样清晰表述这两者之间的系统性？也需要在申遗过程中不断去深化。

中国白酒老作坊也是很不错的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作坊遗址分布在四川多地以及其他省市，点位分散。怎样梳理出这些遗产点位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共同反映的普遍价值，还需要根据世界遗产的新要求进行再提炼。

蜀道是非常有竞争力的项目。我认为，蜀道的核心价值还是需要讲好它所见证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以及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确定申报的保护管理体系和方法路径，也是申报工作要解决的问题。

宋元山城遗址，同样需要清晰地构建其核心价值和表达方式。要注意国际语境下，如何讲好遗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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