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晓丽  川观新闻 记者 陈松

2020年11月8日是中国第21个记者节。11月8日是中国记协的成立日。70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记协为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推动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范长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同时，他还是中国记协的前身--1937年成立的“中国青年记者协会”的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不仅是铁肩担道义的新闻巨子，更是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人民公仆。在这里，听川观新闻记者讲讲范长江“碧水清莲”的廉洁故事。

青年时期的范长江 内江东兴区纪委供图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

中国杰出的新闻记者、中国新闻家、社会活动家、为我国的新闻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这是范长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

1909年10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他出生在书香世家，自幼从祖父（清末秀才）读书习字，且攻诗文，文学功底颇为扎实。

在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全民抗战难以避免的时刻，范长江从一个记者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中日一旦开战，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因此，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很有必要。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在兰州稍事休整后，他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生活的困苦，对少数民族地区有关宗教、民族关系等问题也作了深刻的表述；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旅行通讯中还记载了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更为可贵的是，范长江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地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踪迹，字里行间显然倾注了他对红军的同情，甚至不无敬意。范长江的这些通讯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他的新闻生涯中，凭借着“铁肩担道义”的侠肠和“妙手著文章”的才华，范长江写出了大量有重大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新闻报道，是一名“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盛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优秀记者。

但是，如果以现代的视角纵观他的一生，范长江不仅是铁肩担道义的新闻巨子，更是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人民公仆，不管是做记者还是为官，范长江都是学习的典范。

范长江纪念馆  内江东兴区纪委供图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范长江认为，记者要有健全的人格。他说：“在时局艰难的时候，新闻记者要能坚持真理，本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实在非常重要。”他还说，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抗战初期，范长江还是一位普通记者的时候，面对动荡的局势，他心系国家命运，不畏强权，勇敢做人民之喉舌，为时代呐喊，为正义发声。日寇进攻察哈尔，当时的察哈尔主席是刘汝明，他手握军队，却指挥无能，面对日寇的进攻只知逃跑保命，将广大的察哈尔地区拱手相让。范长江经过实地采访，从前线发回一篇题目叫作《可杀刘汝明》的报道，言辞激烈地谴责了刘汝明不作为不抵抗的卖国行为。新闻出来后，刘汝明勃然大怒，扬言要杀了范长江。他的手下给他提议说对付记者，动刀是下策，用钱收买才是上策。于是刘汝明派手下担金载银前去收买范长江，并对他说“你辛辛苦苦写文章也挣不了几个钱，但是如果你放下笔就可以得到成百上千倍的好处。”面对军阀的糖衣炮弹，范长江义正言辞地拒绝了:“钱，不会收；好话，更不会给你说；若让我给你说好话，也可以，不用你花费，只需你去抗日。”

为纪念鲁迅先生，范长江曾写过一首诗：“横眉冷对众虎狼，俯首甘随牧牛郎。层层迫害骨愈坚，种种欺蒙瓦上霜。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坚持真理勇战斗，先生火炬照四方。”此诗是写给鲁迅的，也是范长江的自画像。

钱财乃身外之物，对于范长江来说，新闻自由才是最珍贵的财富。范长江曾写过一篇表扬稿，表扬汤恩伯抗日，汤恩伯知道后差人送来五千大洋，让范长江润润笔。若是其他记者，可能“客气客气”，推拒两三回，便收了。可范长江呢，做为一位刚正的新闻人，他认为扬善伐恶只是记者的本职工作，因此他拒收了五千大洋，并托人给汤恩伯捎了话去：“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范长江做记者的时候，坚持说真话，他是国内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情况的记者，也是第一个向国统区人民披露西安事变真相，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知天下的记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成为了真正的无冕之王。

新中国成立后，他放下了手中的笔，走上政坛，虽然此时他身居高位，却仍然坚守着做记者时那份赤子之心，不搞享受、不讲特殊，所得一分一厘都坚持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民。当时他住北京罗圈胡同，单位给他分了两排房子，他觉得太宽，向组织提出要求：要退一排房。当年，房子是国有，国家负责修缮，“四清”运动时节，范长江去了外地搞“四清”，回到家来，国管局已将他家旧房子修葺一新，他问谁修的？儿子说是政府给修的。范长江却去问国管局，问清修房子用了多少钱，他一分钱也没少，将钱交了去。

范长江是配了公车的，当年公车用车制度是：干部私人用车要登记上报，费用从工资里扣除。制度在，但很多人都找准了空子钻，用车的时候不登记，就不用从工资里扣钱了，大家都这么做，公车制度也就成了摆设。但范长江却是严守规章的，司机几次公车私用，没上报，范长江跟他说了几次，他没听，以为范长江摆姿态，哪想范长江发了大脾气。此后司机便严守制度了。

范长江的爱人沈谱曾说过一件事。当年范长江生病住院，无法工作，请了病假休息。病好之后，他去单位，拿起工资表一看，他住院期间，工资一分没少，都在他的表上，他便对爱人说：“我没有为党工作，工资应该扣除。”范长江的爱人听后，便将范长江生病期间的工资全部上交了。

从战乱时期的执笔仗言到从政后的洁身自好，这份赤诚用现在最流行的词汇来形容就叫做“初心”：面对民族危亡，哪管他强权压迫和金钱诱惑，奋力撕下分裂者伪善的面具，只愿做共产党和人民的喉舌，喊出爱国宣言；身居高位，仍不慕名利，面对身边同事心照不宣的不守规矩，他依然坚守原则不愿随波逐流。

他带着这份初心，从战火走到和平年代，他的这份大爱依然在今天的甜城大地上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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