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波
徐无闻先生生前是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学专业教授，担任唐宋文学方向研究生导师，培养了大批人才。他在唐宋文学研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发表了多篇论文，主编《东坡选集》，撰写《唐宋文学要籍解题》等著作，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
徐先生研究唐宋文学的文章虽不多，但都很精到，特别注意文献的发掘与考证，解决具体的问题。他出道较早，20多岁即在《光明日报》发表《我对变文的几点初步认识》（《光明日报》1956年9月16日）一文，崭露头角。这篇文章较早地对唐代敦煌变文的内容、思想、语言以及艺术特色进行整体论述，认为唐代变文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突出的，它的描写能力是很强的，尽管还有不成熟的幼稚之处，但作为唐以后讲唱文学的前驱来看，则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不足为病的。
将近30年后，徐先生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也谈敦煌文学研究》（《光明日报》1984年12月11日），对突破敦煌文学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主要是希望学术界尽快拿出第一手的研究资料，特别是影印出版敦煌卷子原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是敦煌文学研究的先提条件。
盛唐边塞诗人高适晚年曾入蜀为官，担任彭州刺史、蜀州刺史、剑南节度使等职务，与杜甫在四川多次相会。高适写有《赠杜二拾遗》《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集中有《酬高使君相赠》《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州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奉简高三十五使君》《同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等诗。高适离开蜀地回到长安时，杜甫曾作《奉寄高常侍詩》，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杜甫从宋代开始就被编有多种年谱，而高适则无人作年谱。徐先生1962年撰写的《高适诗文系年稿》（《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2期），填补了这个空白。《系年稿》开创了作家年谱撰写的一个新体例，即年谱正文大字叙事，注释小字诗文编年，以高适诗文证谱主生平事迹，做到诗史互证。辅之以《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相互考析，首次完整地将高适年谱勾勒出来。在描述高适与其他诗人交游、唱和情形时，举出相关诗文，旁证参稽，尽可能还原谱主的行事与创作，因而这部年谱具有真实可信的特点。
徐先生是书画家，平时留意金石碑帖，发现了一些稀少的唐诗文献，《唐诗辑佚十三首》（《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53辑）就是多年辑佚所得。咸亨三年（672）十月，武则天随高宗自洛阳还长安途经永济栖岩寺，作《五言过栖岩寺》等诗，姚崇、韦元旦、张循宪等人都有和诗。这组诗事后在栖岩寺勒石上碑，拓片流传，《金石录》《宝刻丛编》《山右石刻丛编》等著录，为《全唐诗》失收。
徐先生从《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钩稽出武则天《五言过栖岩寺》《赐姚元崇按决盐池诗》，姚崇《五言过栖岩寺》《答御赐按决盐池诗》，韦元旦《五言奉和前》，张循宪《五言岁隙登栖岩寺》等诗。对于底本泐损字句，又据他本互勘补订，根据拓本中纪年所用则天新制字，确定这组诗刻石当为长安二年栖岩寺追刻，进而还原了咸亨三年十月则天、姚崇等君臣在永济栖岩寺唱和的一段史实。
此外，徐先生还从《八琼室金石补正》辑佚出李栖筠《平泉郊居即事奉寄伺郎大尹》，《金石苑》中辑佚王师闵《题瀑布三首》及僧无德《赞宁国寺响画》。又从日本文求堂《正仓院考古记》辑出无名氏《咏镜》五律一首。
《杜甫与书画》（《草堂》1981年2期）是一篇研究杜诗的力作。徐先生统计现存杜诗中，以书法或绘画为题的有23首，涉及书法或绘画的约20首，共占杜诗的百分之二三，数量虽不大却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杜甫书画诗的数量在唐代绝无仅有，超过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人。其次，杜甫的书画诗很多都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像《丹青引》《饮中八仙歌》《戏题王宰画山水障歌》等都是历代唐诗选本不能遗漏的名篇。杜甫的书法造诣很深厚，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四评价说“甫于隶楷行草无不工”，他所交往的人中，李邕、张旭、贺知章、王维、李潮等人都是书法名家，这样的背景使得杜甫对书法有着特殊的喜好和见解。他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提出“书贵瘦硬方通神”的品评标准，虽然遭到苏轼的责难，但徐先生认为杜甫的这个评价标准不仅不可厚非，反而是非常精到的。
杜甫诗中出现的唐代画家有10多位，像吴道子、韩干、王维都是中国美术史上很重要的画家，他所题的画中有鹰、鹤、马、鹘，描写都非常真实形象，黄庭坚称赞为“杜陵诗中如见画”，高度赞美杜甫题画诗的精确性，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
杜甫对书画的评论，强调一个神字，其实也是他对诗文评价的一个标准。无论是张旭笔下的神，曹霸笔下的神，杜甫本人笔下的神，都是他们长期的艺术活动中锻炼出来卓越的创造能力。徐先生这样的阐释，揭示出杜甫高尚的艺术品格与人格魅力，对理解杜诗是极有启迪作用的。
徐先生还将精力放在宋代词集的文献考证上。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著名藏书家崔之雄所藏乾隆十四年张奕枢刻《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别集一卷，徐先生对该本进行了详细考证，撰写长跋一篇附书后。
徐跋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弄清书中200多条朱墨批校的作者为鲍廷博，为了证明批校者是鲍廷博，他从现存其他鲍廷博批校本《棠阴比事》《柴氏四隐集》中的笔迹与之对勘，发现三者的用笔和点画结构的书写习惯基本相同，此外多处批校的字迹和校勘使用符号都相同，基本可以确定张本《白石道人歌曲》上的批校者为鲍廷博。
此外，徐先生还对鲍氏刊刻《姜白石集》不用自己反复校勘过的张本，而选用陆钟辉乾隆八年刻本作为底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鲍廷博治学严谨，不是定本不敢示众，体现了他的刻书观念。
其次，对鲍廷博批校中使用的六种参校本进行了梳理，对这些本子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文字优劣比对予以还原。最后得出结论，鲍氏批校中的马氏底本与杭大藏厉钞本虽然同出于马氏，但前者反映了宋本元钞的真面更准确、更充分，也说明鲍廷博批校的严肃认真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1983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吴则虞校辑的南宋张炎词集《山中白云》，徐先生也作了跋语一篇，对书中张皋文手批《山中白云》的文字校勘与玉田词思想的探索和艺术的评价进行了总结。
对于苏轼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与曹慕樊先生主编《东坡选集》一书上。这部选集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收录苏诗266首，词50首，文113首，共429首，注释简略，作品编年，末尾有简要解题和赏析。
徐先生除了参与苏诗选注外，还撰写了长篇序言，表达了他对苏轼的看法。序言平铺直叙，立论中允，对苏轼人格魅力、政治品格的形成以及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观照。尤其指出苏轼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动机绝非出自一家之私，荆公死后，苏轼所作赠王安石太傅制词，比较客观公正评价了王安石的一生。宰相蔡确是制造乌台诗案的重要人物，但元祐年间蔡被贬安州遭人诬陷时，苏轼不仅不落井下石，反而秘上奏章要求赦免蔡确。苏轼这样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是与从小受到良好家风熏陶分不开的，这恰好是巴蜀文化的重要体现。
对于苏诗的题材和价值，苏文的众体皆擅及特色，苏词的创造精神，文艺理论“自是一家”的独提等，徐先生在序言中都作了精彩的阐释。可以从这些对东坡在诗、文、词、书、画多方面的论述中，让读者感觉到苏诗在他的政治之余从事文艺，确实取得了独步当时，光耀千古的伟大成就。
苏轼的书法在生前即负盛名，在南宋影响很大，众人争相效仿苏字。南宋乾道四年（1168）汪应辰编刻《西楼苏帖》30卷，虽已失传，但从现存宋拓残本来看，也足以窥见当时的面貌。
徐先生对这些残本进行专题研究。《<成都西楼苏帖>初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是对现存于《西楼苏帖》中90件苏轼书法刻石拓片的笺注之作，分为引言、书简两部分。“引言”交代《西楼苏帖》的来龙去脉及其传承，“书简”则对其中的41首书信进行了笺证，主要涉及到苏轼与宝月大师、苏子明、程正辅、佛印禅师等人的书札。
笺证的内容主要是书信系年、书史互证、史地互证等，详细考察出这些信札的内容以及涉及到的人和事。同时依据这些宋拓残片，对中华书局所出整理本《苏轼文集》中新编《苏轼佚文汇编》涉及到的信札，在文字、断句、编年等方面进行商榷，订正相关失误。
《西楼苏帖》除了书简外，尚有苏轼诗文35首，临古贴二种，书杜甫诗二首，都是徐先生《初笺》的内容，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完成。
与书法史相关的考辨文章还有《<颜真卿书竹山连句>辨伪》（《文物》1981年6期），对《文物》1977年8期所发故宫博物院藏颜真卿书《竹山连句》及其介绍文章，进行商榷。徐先生从《竹山连句》中的一些形体讹误的字入手，发现竟然有10个字是错别字，这些字与颜真卿所写《干禄字书》绝不相同。又从字体结构（点画、捺笔、蚕头、燕尾、结字等）与颜真卿的《告身》《颜勤礼碑》进行对比来辨析，认为《竹山连句》是拙劣的赝品。最后，从印鉴、题跋、著录等各方面进行考察，确定绢本《竹山连句》不是颜真卿真迹，结论可以定谳。
其他唐宋文学研究的文章还有《褚遂良书法试论》（《书法》1983年6期）、《黄庭坚卒年可以无疑》（《文学遗产》1991年3期）、《关于宋代书法史的研究》（《国际宋代文化讨论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等，涉及到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坚实的文献为依据，解决具体问题，逻辑严谨，行文活泼，即是专题研究论文，又可以视为美文，普通读者阅读起来毫无障碍，这种文风正是当下所缺少的。
作者简介
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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