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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小小的我》讲述脑瘫患者刘春和的成长故事,以平静温润的叙事,聚焦残障人士的生活境遇。易烊千玺饰演这一特殊角色,推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影片的选题和社会意义值得肯定,展示其在人文关怀和社会议题探索上的价值。

在观影中,许多人可能会有类似体验——不太敢直视刘春和的脸。这并非刻意回避,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接触到影片中展现的脑瘫患者。即便是隔着银幕,那份苦难和残酷也让人难以直视。这也正是该题材电影的意义所在,让我们经由银幕去看见他者,重新审视社会边缘群体,理解并思考不同的生活处境。

残障题材的创作难点与身体叙事限度

残障题材的创作,面临着如何避免代入式想象、忠实展现残障人士真实处境的挑战。许多影片在呈现残障群体时,往往倾向于简化问题或过度美化,进而陷入健全中心主义的叙事误区。

这种误区常常以隐蔽的优越感或善意的傲慢姿态体现,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可能在无意中强化残障群体的边缘化地位。如何让影片既不陷入消费苦难的叙事模式,同时尊重残障群体的主体性,成为该类影片的一大难题。

《小小的我》在这一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尝试,尤其是它勇敢地触及残障群体的情欲这一议题,打破国产残障题材和青春片中一贯的禁忌。影片不回避残障人士的爱与性,呈现其在生理需求外的社交渴望和情感探索,这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观众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影片努力传递这样一种观念: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同样是拥有多维需求和丰富内心的完整个体。

身体叙事作为残障题材电影的重要表达手法,能直观呈现残障者的现实处境及面临的挑战。然而,《小小的我》在身体叙事上的过度依赖,使其叙事深度受到限制。

影片通过大量特写镜头强调身体痛苦与克服困难的过程,这种方式有助于调动观众的同情与情感投入,但过度依赖这一手法,使情感表达逐渐单一化,削弱了叙事层次。随着观众感动情绪的递减,容易出现审美疲劳或心理抵触,产生被操控的感觉,甚至会对影片的情感真实度产生怀疑。

商业片范式对主题表达的制约

影片将现实批判巧妙地藏在细节中,通过细腻的叙事揭示社会问题:公共交通对残障人士的不便、职场中的避税聘用、企业的宣传作秀以及家庭看护中的过度保护和情感疲惫……这些情节直接反映了社会的冷漠、歧视与功利性,同时呈现了家庭成员在照护中所承受的心理重负,成为影片的亮点之一。

然而,作为商业电影,它沿用了典型的逆袭叙事模式,未能跳脱“英雄之旅”的固定套路:刘春和经过不懈努力,求职成功、学会打鼓、拿到驾照、考上大学,并与母亲和解。

温暖的结局给观众带来积极的情感释放,却忽略了残障群体所面临的复杂社会问题,导致影片的主题表达趋于表面和理想化,未能全面呈现残障群体的多重困境和隐性偏见。

影片过于强调刘春和的成功之路,忽视了残障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如果现实中某位脑瘫患者并不具备刘春和的聪明才智,没有像外婆这样无条件支持的亲人,无法考取大学,那么,他的生活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是否同样能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类似成就?

这些问题未在影片中体现,难以引发观众对残障群体普遍困境的深入思考。商业电影为迎合市场需求,常通过简化问题增强叙事娱乐性和吸引力,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也因此限制了对现实议题的深度挖掘。

此外,影片的视角更多聚焦于个人奋斗与家庭内部,将问题归因于个人努力和家庭支持,未能充分探讨制度性障碍和社会偏见对残障群体的深远影响。影片未涉及残障群体在医疗资源、教育机会、法律保护及社会参与等方面的不平等,这一视角的缺失,削弱了电影作为社会议题窗口的作用。

视听语言和剧情设计的欠缺

在视听语言方面,影片采用平视镜头,避免将残障表现为极端视觉符号,也没有将主角的身体景观化或苦难化。音乐使用极其克制,避免过度的情绪渲染,减轻对观众的情感操控。接近纪录片风格的表现手法,增强了影片的真实性和贴近生活的氛围,使观众更直接地感受角色的情感波动,提升了叙事力量。

然而,影片整体的视听语言稍显平淡,缺乏更具创意的镜头编排和标志性场景设计。影片未能设计更有力的视听语言强化情感表达,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导致其艺术感染力有所不足。

剧情层面,部分情节显得突兀,削弱了叙事连贯性。例如,爱阅读、能写诗、拥有丰富内心世界的刘春和,在咖啡店求职时,却用报菜名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这一情节与角色设定不符,令人难以信服。

主角在仅有两个月的暑假里,既能在咖啡店打工,又学会打鼓,还迅速拿到驾照。情节的快速推进过于理想化,缺乏真实感,显得仓促潦草。

此外,培训班讲课和听证会发言的桥段,让角色通过念台词向观众传达主题思想。这种直白的处理方式,直接生硬,不仅削弱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也让情感表达显得平面化和刻意,失去部分叙事的细腻感。

结语

《小小的我》在突破商业电影框架方面有所尝试,然而,过度依赖身体叙事、过于理想化的结局及略显平淡的视听语言,使其在艺术表现和社会批判的深度上有所欠缺。尽管如此,影片依旧具有强大的社会意义,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佳作。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具有广泛的公共性,在社会舆论中发挥着重要的议程设置功能。它不直接告诉我们如何思考,而是引导我们思考什么。就像刘春和在写投诉信所说“写就是结果”,本片的拍摄与呈现亦是如此,它带来的“结果”是对观众心灵与社会认知的触动。

最理想、最文明的社会,不是没有短板的社会,而是能包容一切差异、给予每个个体机会和尊严的社会,是苔花和牡丹可以共同绽放的社会。希望我们向“刘春和们”投去的目光,是真正的直视。

(作者单位: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