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晓东

半个多世纪前，普普通通的早晨。家里通常是我一个人。父亲在百里之外工作，只有逢年过节，才偶尔回来小住几日。我跟着母亲，长年住在她学校的教师宿舍里……

天亮了，该起床了。看着墙上那些悄悄明亮起来、金灿灿的光斑，我这样告诉自己。

穿衣，下地，洗脸，吃饭。然后，我爬回炕上，抱起枕边那本砖头一样厚的《艳阳天》，开始像模像样地“阅读”起来。所谓的阅读，也只是读字，捡我认识的字读。从封面开始，一页一页往后翻，目录也不放过。

几岁的我，还不认识太多汉字。那本书，除了书名、人名之类，我甚至无法读出、读懂一句完整的话。但每天，我依旧这样抱着它，一遍又一遍，煞有介事地翻着，一边等着母亲回家。

学校里多是男教师。极少的几个女教师，除母亲外，也都是单身，所以没有托儿所、幼儿园。我的童年，至少有小半年的时光，是独自一人，被母亲“圈养”在那间小屋里的。简单的玩具，饼干、江米条之类的零食，应该是有过的，但在我记忆里，都没留下哪怕一丝一毫的痕迹。印象最深的，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屋，一铺炕，一只枕头，一床被，外加一本厚重的、著名作家浩然创作的长篇小说《艳阳天》。

记忆中，有过一两个玩伴，其中一个叫小丽，也是女孩儿，瘦瘦的，说话慢声细语，走路像小猫一样悄无声息。她的年龄，好像比我稍大一点点，已经懂得察言观色了。知道我妈不让我出去玩，但时不时地，她会瞅准时间，躲过大人的监督，隔了我家门前小院简陋的木栅栏，轻声呼唤我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叫。对小丽的邀请，我多半是置之不理，实在禁不住诱惑了，才壮着胆子溜到院子里，跟她玩上一小会儿。

很多时候，我会抱着《艳阳天》出去，“教”小丽认识书里面的字：诸如萧长春、焦二菊、小石头、马小辫，等等。我像母亲教我认字一样，用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点着，点一个字念一个字。小丽一副很乖巧、很认真的样子，我念完一句，她就跟着学一句。

没有像样的玩具，也没有小人书、连环画等儿童读物。这本封面残损、书角卷翘、页面泛黄的《艳阳天》，几乎成了装饰我寂寞童年的唯一亮点。

一天中最快乐、最充实的时光，其实是在晚饭后。母亲洗漱完毕，便和我偎在炕头上、被窝里，给我念几段《艳阳天》，并随机教我认几个字。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就连村民家家都统一配置的有线广播——小喇叭，我家也没有。这本《艳阳天》，是母亲仅有的一本文学书籍，也几乎成了我和母亲所有的“业余生活”，更是我平生接触到的第一本“字典”。我是靠它，早早地认识了许多汉字；而母亲应该是靠它，打发了许多的孤独和落寞，同时又在不经意间，对我进行了文学启蒙。

有时，母亲会把我带到办公室。在老师们备课或批改作业的间隙，不定谁会冒出一句，昨晚看《艳阳天》，一直看到几点钟才睡觉之类的。这就免不了引起一阵讨论，免不了从文学的角度对小说中某个精彩片段、劳动场景、人物对话，加以剖析一番；同时，对这部小说的作者浩然的创作水平，发出由衷的赞叹。你一言我一语的，说到精彩处，个个眉飞色舞，笑逐颜开。

我依旧清楚地记得，在一次类似的谈论中，母亲提及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大概意思就是在什么情境下，大脚焦二菊说了一句什么话。母亲一边叙述，一边起身离开座椅，牵着我的手，很入戏地模仿起“剧中人”的对话，引得满屋子笑声朗朗。当然，母亲自己也早就乐得直不起腰了……

岁月匆匆。昔日的人和事，都渐行渐远了。而今，每每忆起童年，多是大片大片的空白，唯有跟书相关的几处场景、几个细节，刻在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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