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继张大千艺术展、“江口沉银”展
今年相继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后
四川又一文博大展将赴国博开展!
7月19日,“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展将登陆国博展出。
这是三星堆、金沙遗址以及战国时期蜀墓首次以古蜀文明的身份进行整体展示。
210件/套文物、其中132件一级品,将勾勒出古蜀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华美篇章,从一个侧面展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成长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其中出土的人像、头像、神坛、神树等各种造型奇异的青铜器,以及面具、权杖、动物形饰等多种制作精美的金箔制品震惊海内外。
本世纪初,金沙遗址在成都西郊被发现,太阳神鸟金箔片、金面具、金冠带等文物以及大量礼仪性的玉器、铜器埋藏坑的出土,古蜀文明又一段璀璨的历史钩沉浮现在世人面前。
两大古蜀文明遗址的重要发现,迄今已多次巡展。
不过此次进京展将不限于展示考古遗址的个案,而是将古蜀文明作为整体来观察,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古蜀文明发展过程各阶段的重要历史遗珍。
据介绍,此次展览的文物来自四川博物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省内9家博物馆。
古蜀遗珍集体赴京,
究竟有哪些“国宝”?
川观妹提前打探到
此次派出的文物都相当了得
以下16件文物
更是不容错过——
青铜纵目面像
高66cm 长138cm 宽85cm
商
198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
这件硕大的青铜面像是三星堆文化最具标识特征的器物之一。
它是谁?为何纵目?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人的先王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三星堆的这件纵目面像,应当是古蜀人对先王传说的朦胧记忆,是古蜀人用以祭拜或供奉的神像。
戴金面具青铜人头像
商
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出土文物尽管埋藏前经过砸损及焚烧,头像中仍有数件面部残留金面具,显得卓然出众。
这批头像带给我们最丰厚的历史价值,是其发型、发饰所携带的族群信息。
无论笄发族群,还是辫发族群,他们都是这一时期上层社会的主要构成。
笄发族群,应是社会中的神职人员;辫发族群,则可能执掌社会中政治、经济、军事等世俗事务。
青铜爬龙柱形器
商
三星堆博物馆
这件柱形青铜器上有一只趴于顶端的龙,龙首有盘卷的大犄角,龙口大张,颏下有须,龙身、尾垂于柱侧方,两后爪攀附在柱侧。残器的龙与柱身构思巧妙,颇有生态。
这只盘角长须的龙,在同时期的青铜文明中十分罕见,应是古蜀文明独有的艺术创建,是古蜀人精神世界的写照。有专家认为,它是修饰华美的权力之器。
青铜太阳轮形器
商
三星堆博物馆
青铜太阳轮形器是三星堆埋藏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之一。
器物构造呈正圆形,中央凸起,周围放射分布五芒条与外围的晕圈相连接。
从埋藏坑中其他器物上的太阳纹饰来推断,这件器物应是太阳的抽象写照,是古蜀文明太阳崇拜的物证。
青铜尊
三星堆博物馆
在华夏文明的生成过程中,产生了庞大而复杂的青铜容器群作为礼仪制度的核心,这是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区别于世界其他青铜文明的一大特征。
这个规模宏大的青铜容器群包括食器、酒器、水器等几个方面,商代以酒器中的爵、觚为中心,周代则推崇食器中的鼎、簋。
作为华夏文明的外缘组成,古蜀文明在吸收和借鉴青铜容器时,进行了精心甄选。尊和罍[léi]作为大型的青铜酒器,被古蜀人选取为最重要的礼器组合,并在形态上加以改造。
金箔璋形饰
商
三星堆博物馆
璋是华夏文明重要的礼器之一,起源很早。
古蜀文明的玉璋多属于牙璋,即射部有凹陷的形态,应是中原地区传入的类型。
与青铜尊、罍的吸收、改造过程一样,璋传入蜀地后也经过了本土化的发展。古蜀人将中原地区射部微凹的牙璋改造成丫形射部,并在金器中也引入了这种造型,形成古蜀文明又一个重要的礼器门类。
金面具
晚商至西周
金沙遗址博物馆
这件黄金面具体量微小,大体上与金沙发现的青铜小立人、青铜头像可以匹配。
十二桥文化时期(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尽管古蜀人在铸制青铜人像或头像的体量大不如前,但以金箔覆面的传统有很深的文化传承。
与三星堆金面具菱形眼廓不同,这件面具的眼廓呈椭圆形,事实上也暗示了权力中心族群的变化。
金冠带
晚商至西周
金沙遗址博物馆
这件金冠带是古蜀文明权力道具的一件重要载体,是十二桥文化时期权力具象的新形态。
冠带上刻有箭射穿鱼、鸟的纹样,是三星堆金杖上纹样的直接继承,表现出古蜀文明两个时期权力的紧密传承。
青铜眼形器
晚商至西周
金沙遗址博物馆
这件青铜眼形器的瞳孔近圆形,内眦勾回很明显,显然是从中原地区兽面纹上取材而得。
这种艺术上的解构与重建,反映出古蜀人对外来艺术形式和其精神信仰需求的关系。
石跪坐人像
晚商至西周
金沙遗址博物馆
金沙遗址祭祀区发现数个跪坐石人、石虎、石蛇等写实器物并存一坑的现象,虎口与人胸相对,应当是某种重要祭祀仪式的表现。
这样的石人在上个世纪早期也发现于三星堆遗址,但金沙遗址的发现十分集中,场面细节保存完好,是对古蜀文明礼仪珍贵的补充材料。
“牧正父己”铭青铜觯
西周
1959年彭州市竹瓦街窖藏
四川博物院
十二桥文化时期,华夏文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武王伐纣并建立周王朝。据《尚书·牧誓》记载,巴蜀之师参与了灭商的战争,是古蜀文明跨出四川盆地,直接参与华夏文明建设的记录。
1959年与1980年,彭州市竹瓦街先后发现了两组青铜器窖藏,两组铜器均包括容器、兵器两类,兵器是典型的巴蜀式兵器,容器则是中原地区常见的尊、罍等酒器,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交融于此地的证明。
尤其珍贵的是1959年窖藏中发现了两件有铭青铜觯[zhì],根据器物风格和铭文推测,这两件铜器应是蜀人随周人灭商后得到的前朝战利品,是《尚书》记载巴蜀之师参与灭商战争的见证物。
“邵之飤鼎”铭青铜鼎
高26cm 口径22cm 腹径25cm
战国
新都马家乡木椁墓
四川博物院
这件鼎的盖内有铸铭“邵之飤鼎”,一般认为此“邵”即楚氏之“昭”,与屈、景并称楚国三大氏。
青铜鼎附耳蹄足,盖顶伏有三只卧牛,铸制精美,带有典型的楚风。铜鼎上聚焦的楚文化风格,可能正反映了开明王朝王族来源于荆楚地区的历史渊源。
带盖双耳青铜鍪
高43cm 腹径37cm
战国
1955年成都羊子山
四川博物院
青铜鍪[móu]是巴蜀文化的创制,约在春秋战国之际起源于巴蜀地区,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类器物。
秦并巴蜀后,青铜鍪被秦文化吸收,并随秦国的武力扩张向各地传播。青铜鍪的传播过程,是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侧影。
虎纹青铜戈
长25.3cm 胡长8cm 阑长13.6cm
战国
郫县红光公社独柏村
四川博物院
这件青铜戈带有中原地区青铜戈的造型特征,装饰纹样却以虎纹为主,胡部与援脊下部也铸有巴蜀符号,是巴蜀式戈的代表装饰。
其精绝之处在于正面的援脊上部有一行巴蜀符号的刻铭,带有很强烈的文字意味。
《蜀王本纪》称蜀人“不晓文字”,但从这行巴蜀符号来看,应不同于胡部的浮雕象形符号,也不同于援脊下部的浮雕抽象符号,可能已经是未能破解的文字。
双鞘青铜剑
鞘长24.4cm 鞘宽12.2cm 剑长32cm
战国
茂县南新镇牟托村1号石棺墓
茂县羌族博物馆
1992年,阿坝茂县牟托村山脊积石冢旁发现一座石棺墓及三座陪葬坑。
尽管墓葬位于四川盆地西缘的岷江上游地区,古时交通不变、人迹罕至,但墓葬发现的器物十分丰富且规格较高,同时器物的文化来源非常广泛。
大体上来看:
以双鞘青铜剑为代表的一类兵器为蜀文化的代表器物
以弦纹青铜盏为代表的一类青铜容器则属于楚文化器物
以扇形牌饰为代表的一类青铜饰物又带有浓重的滇文化风格
尽管该墓的族属尚不易确定,但从这些文化来源十分丰富的陪葬器物来看,此时的四川盆地对四面八方的文化已然产生了巨大的汇集力,形成多种文化面貌交融共存的局面,同时又强而有力地向盆地之外辐射。
青川木牍
长46cm 宽3.5cm 厚0.5cm
战国
1980年青川县郝家坪50号墓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秦并巴蜀后,秦国在古蜀故地推行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的农耕政策,按《秦田律》统一规范田亩面积的大小,还因地制宜,根据巴蜀地区的气候特征,规定芟除杂草、整治道路、修缮桥梁、兴修水利等基础建设的时限。
青川木牍的正面记载了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秦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则为与该法律履行有关的记事。
这是目前发现的四川地区最早的农田水利政府文告,是大规模开发四川地区的珍贵历史见证物。
目前
所有参展文物已于近日运抵国博
此次展览将展至9月19日
有机会去国博看展的朋友
不要错过此次古蜀文明大展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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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香香 2018-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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