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廉政瞭望记者 许然

看得见的是行为越界，看不见的是藏在行为背后的一场场心理博弈。近日，某纪检监察机关办案人员王冰告诉记者，他在案件办理中发现，不少干部最初都想踏实干事、干出一番事业，只是随着岗位历练与外界环境影响，慢慢滋生出从众、攀比、补偿等失衡的心态。伸手之前，他们总会给自己找冠冕堂皇的说辞，把收受财物粉饰成“人情往来”，把违纪行为当成无关紧要的小事。对纪法的敬畏之心，在一次次自我说服中慢慢消解。这类自我说服，往往有三种典型包装：或是包装成人情交往，或是归因于行业惯例，或是拿个人付出当作索取的理由。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江指出，在犯罪心理学中，这类为自身行为寻找说辞的做法属于心理防卫机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编织理由、寻找借口，缓解内心罪责感，为违纪违法行为自我开脱。

腐败分子常用的合理化借口，都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体现：有的进行犯罪合理化，挑选有利说辞解释自身行为，自诩出于公心、为地方或单位发展，否认谋取私利；有的陷入相似假定，将自身行为投射他人，认定大家都是如此；有的刻意曲解现实，按照自身主观需要重构事实，减轻犯罪带来的罪责与恐惧；还有的自我美化、居功自恃，凭借职务身份、过往贡献和良好社会形象，自认为不易被查处，或是幻想一旦案发可以将功抵过。

这类心理陷阱，本可以防范。对此，一名长期在纪检监察系统工作的领导干部表示，党员干部首先应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分清岗位公权与个人能力、人情往来与利益交换的边界。同时要扎紧制度笼子，强化用权监督，早提醒、常警示，把贪念扼杀在萌芽状态。

拿人情当“挡箭牌”

从一些地方公开的忏悔录来看，很少有干部会直接承认自己受贿，他们更常用的说法是“人情世故”。受贿之前，他们倾向于主动把自己的公职身份摘出去，伪装成朋友间的交情。

此前，一名高校校长被留置后跟王冰忏悔道，自己模糊了朋友、服务对象之间的边界，把朋友关系变成收钱的途径，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原来，这名校长在走上领导岗位前，就与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私交深厚。担任校长后，他与一些商人刻意保持着距离，却对这位“好友”放松了戒备。正是这份私人情谊，让其公私不分、底线松动，为自己一步步走向违纪违法深渊埋下了重大隐患。

“我当校长后，他就找到我，想做点校内工程。当时我没有拒绝，也没答应他。后来想到既然是那么好的朋友，而且他也没有固定收入，为了帮他，就让他做了一些。”用权力换人情，拿原则做交易，这位校长5年间帮其承揽了校内多个工程项目，收受了总计13万元的“好处费”。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胡杨说，怀旧是一种对过去的感伤渴望或留恋，怀旧回忆往往涉及社会关系、社会情感和生活事件。因此，尤其要关注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等熟人场景。这些关系带有共同经历、旧情和社会情感联结，容易被包装成“当年情分”“旧情回报”，从而放大廉政风险。

胡杨认为，分辨真交情和假围猎，其实有个信号：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人，突然找上门，且表现得格外热情。“正常的老朋友，交往是稳定的，不会因为对方升官了就突然热络；而别有用心之人往往是多年不联系，一联系就带着情感攻势，紧跟着就有事相求。”

“你那么多老朋友，怎么偏偏是这个‘朋友’对你最热情？”“等你退休了，手里没权了，你觉得这份人情还能维持多久？”王冰说，“人情往来”是审查调查中常遇到的说辞。一般问完上述问题，对方就会陷入沉默。“大家心里都有数，所谓的人情，本质是权力依附下的利益交换。”

拿惯例当“遮羞布”

“很多干部一开始也觉得不对，但看身边有人这么干，慢慢产生一种错觉——‘不跟着做才是异类’。”有多年审查调查经验的纪检监察干部胡建向记者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某地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张某在承办环评技术评审相关工作时，遇到了所谓的惯例。一次组织专家技术审查会议前夕，项目编制单位负责人私下找到他，递上一笔“评审费”，他自认为，如果打破惯例拒绝，是砸了所有人的“饭碗”。

几番权衡纠结后，张某没能守住底线，半推半就地收下了这笔钱。自那以后，张某的内心逐渐接纳了这种“惯例”，心安理得地收受评审相关费用。甚至面对管理服务对象送来的红包礼金，他也不再刻意推辞，前后收受贿赂累计金额逾十万元。

在此过程中，张某曾试图依靠完善规则堵住漏洞。只是自身的思想根基早已松动，一条条制度最终成了摆放在案头上的一纸空文。

胡建说，这就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在抱团腐败的小圈子里，人会因为害怕被孤立，不敢坚持原则，最后跟着同流合污。“比如有的开发区干部，职位低，但权力大。有的刚调来一个月就跟着‘下水’，有的眼看就要退休，也没能幸免。到了那种岗位，必须要有抵制腐败的硬骨头和定力，绝不能动摇，否则，在圈子的裹挟下，极易被快速同化。”

“大家都这么做，凭什么就查我？”胡建介绍，谈话初期，涉案对象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甚至反问办案人员。面对这种法不责众的心态，关键是把当前反腐败的态势讲透，让对方认清有腐必惩、没有例外，同时引导其主动检举相关问题，向其说明办案不是单独针对某个人，促使其正视问题、认清现实。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崔凯说，这种心理属于“责任扩散”。拿“大家都这么做”说事，就是在群体语境里分摊个人的罪责，产生一种法不责众的错觉。当所谓的“惯例”摆到纪法的尺子下，幻想一下就破了，很多人这时候才反应过来：不管多少人跟着做，每一笔账，最终都要算到自己头上。

拿付出当“安慰剂”

除借人情、惯例寻找托词，还有不少落马干部从自身经历中寻找合理化依据，用“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心理叙事完成自我说服，滋生攀比、补偿心态乃至“天花板心态”。

不少落马干部陷入攀比与补偿交织的心理失衡。有的长期与企业老板打交道，目睹对方阔绰的生活，心里渐渐失衡，自认能力不相上下，不该在生活上相差甚远；还有的一味放大自身工作付出，把岗位上的辛苦当成筹码，认为付出多、回报少，试图通过收受钱财来弥补心理落差。

崔凯把这类包装叫作“委婉标签”，刻意避开受贿这类定性词汇，用“帮忙”“辛苦费”弱化违纪违法本质，将权钱交易粉饰成人情往来。

和攀比、补偿心理同样危险的，还有仕途“天花板”心态。有的干部自觉晋升无望、退出领导岗位，便生出破罐破摔的念头，打算借敛财弥补仕途上的失意。

胡建在办案中曾遇到不少干部，即便退出领导岗位，仍放不下过往身份带来的光环，错把曾经的职务人脉当成持续变现的资本。有一名纪检干部郑某某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不甘于冷清，对虚荣、金钱的欲望膨胀。她片面地觉得，自己在岗耕耘数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既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正好可以利用手里还留存的人脉资源，开辟一条赚钱门路。

抱着这样的想法，她利用工作关系为各路商人老板或被调查对象家属提供“咨询服务”，并四处放话“能够帮忙办事”，上演“假权力、真寻租”的戏码。随着相关问题线索被查实，郑某某也被立案审查，付出了沉重代价。

郑某某将多年在岗的辛苦当成自我说服的理由，把人脉资源视为变现资本，完成了贪腐行为自我“合理化”。当然，并非大多数人都会落入这一心理陷阱。胡杨团队的研究发现，“内疚倾向”是关键的人格分水岭。容易内疚的人，做了违反规矩的事，内心的负罪感会特别强，就很难自我说服；低内疚倾向者，更容易接纳这套说辞，完成道德解离，一步步为自己的越界行为松绑。

“当然，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讯问要精准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还要根据调查对象的个体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讯问方法，讲法律、讲政策、讲证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江说。

在胡江看来，关键的一点，就是让其觉得交代更划算。人都是理性动物，都会权衡比较。当其觉得不交代对自己不利时，往往会减少侥幸心理，供述的动机就会增加。

想要从根源上规避这类心理陷阱，不能只依靠事后查办，更要抓事前防范。胡江认为，警示教育要发挥作用，关键是要触及内心，要调动人性深处权衡比较的心理机制，让人觉得作风问题与腐败问题的成本大、收益小。具体而言，警示教育不仅仅是讲法纪、讲案例，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作风问题、腐败问题的及时有效地查处，来彰显反腐的力度和决心。

在一些办案人员看来，从人情往来、行业惯例到自我标榜，落马干部编织的各类说辞，本质都是贪念萌生时，一次次完成道德“松绑”、构建自我说服的心理闭环。外部监督、纪法震慑能够在案发后戳破这些借口，但防范腐败的根本，还在于党员干部从一开始就守住敬畏之心，持续校准认知、保持常态化自我检视，由此阻断心理滑坡，不给越界行为寻找任何合理化理由。（应受访者要求，文章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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