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
鲁奖获得者罗伟章的长篇小说《四千里》，书写了抗战时期一个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事件——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禽西迁的故事。小说用感人的细节、普通的人物，书写了一段四千里山河跋涉的史诗，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抗战文学力作。
本书挖掘了1937年南京的一段隐秘往事：中央大学农学院教职工放弃逃生机会，他们要护送千余只珍稀畜禽“种子”西迁后方。在山河破碎、家国危亡的乱世中，这群知识分子没有走上前线持枪御敌，而是选择以另一种方式守护家国利益。
这批畜禽不是普通物资，是中国近代农牧业复苏的“火种”，是战乱中不可断绝的生物命脉。四千里漫漫征途，没有惊天动地的战事，只有一路风雨泥泞、饥寒困顿、匪患危机与炮火威胁。
作者以节制的叙事讲述了漫长跋涉中的艰难险阻，用一场坚韧的长途迁徙，诠释了“守护亦是抗争”的家国情怀，让被尘封的民间抗战史重新见天日。
王酉亭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也是小说的核心人物，彰显了乱世知识分子的操守和风骨。
据王酉亭儿子王德回忆，当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最后一次巡视学校，再三叮嘱农学院教师、畜牧兽医兼畜牧场场长王酉亭：“敌人逼近，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也可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罗家伦走后，王酉亭召集畜牧场留守职工开会。大家认为，这些从国外高价引进并饲养的家畜家禽，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稀缺品种，也是国家财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给迁到那里的中央大学”。
作为西迁队伍的核心领导者，王酉亭拥有撤离的船票，拥有与妻儿团聚的机会。但在人人争相逃难的绝境中，他毅然舍弃小家，选择了一条充满凶险的道路。面对未知的一切和对家人的牵挂，王酉亭心生疲惫与惶恐，但始终未曾动摇信念。
在漫长的征途里，王酉亭统筹路线、安抚队员、调配物资，带领众人一次次绝境求生；他拒绝舍弃体弱畜禽，细心照料每一只良种畜禽，为它们取名、保护它们存活。
小说有很多动人的细节，这是小说最具感染力和文学性的地方。
码头诀别之际，王酉亭放弃船票，将结婚照托付妻子，写尽乱世普通人的流离之苦。宜昌求渡的情节更是意蕴深远，乱世资源极度紧缺，王酉亭不卑不亢、以诚相待，让爱国民族资本家卢作孚明白畜禽西迁的家国意义，彼此体谅、双向成全。
卢作孚是文学作品中很少出现的人物，作者将他和王酉亭的畜禽西迁组织进小说中，增强了小说的历史厚重感。
当队伍历经一年跋涉、全员抵达重庆时，众人须发蓬乱、衣衫褴褛的模样，道尽了四千里跋涉的艰辛和忠诚。当动物大军到达朝天门，人们看到一双大手在挥舞，那是罗家伦。
罗家伦一眼认出了“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的王酉亭。罗家伦一把抱住王酉亭，没有言语，只有颤抖的肩膀。然后，罗家伦由前到后，挨个拥抱，拥抱人，也拥抱动物。
看到这里，我是真的被感动了。他们不愧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国情怀感天撼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难度极大的小说创作。除了王酉亭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外，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材料短缺，历史经验空白，是对文学创作的一大挑战。作者凭借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完成了小说，这是一个作家的本事和能力。
当然，小说的意图并不是仅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作者在小说后记里写到了这支队伍的成长。
“国土”这个词，在他们那里不是名词，而是形容词，充盈着伤痛和热爱。跟他们同时在这片国土上移动的，有众多流亡师生，虽是流亡，却弦歌不辍，志向不灭，休息时在路边上课，大雨后表演抗战剧目。
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百姓。共同的命运，让他们懂得什么是同胞，什么是大义，什么是生死相依，什么是同仇敌忾。
这段阐释，也从一个方面丰富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那就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力量凝聚起了国民？
八千里路云和月，写的是岳飞的金戈铁马；四千里路云和月，写的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志不可夺。因此，本书也是一部打捞民族记忆、重塑民族大义的文学作品。
（《四千里》，罗伟章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202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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