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王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法国近年来反复出现的社会震荡，如果仅仅被理解为治安事件或移民问题的周期性发作，显然是不够的。真正值得审视的，其实并不是骚乱本身，而是法国经济社会现实以及治理方式所显现出来的深层次问题。
事实上，法国政府在应对骚乱上并非无所作为，无论是宵禁、增派警力，还是推出郊区提案、暂停养老金改革等，措施可以说并不少。但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几乎全部沿着同一条逻辑运行，那就是在必须回应的时候才作出回应，而在真正涉及结构性、根本性的改革上则很少真正触及。
财政困局难以化解
在经济层面，法国的这种困境可以说最为直观，也最为刚性。法国公共债务在2026年第二季度达3.6万亿欧元，相当于GDP的119%，远超欧盟60%的警戒线。2027年法国仅国债利息一项就将达910亿欧元，已经超过全年国防花费，而养老金将升至4360亿欧元，占GDP的14%。这两项支出叠加，留给教育、医疗、地方公共服务和治安的财政空间被压缩到极限。尽管教育支出仍在预算中占重要的一大块，但目前法国公立中学近10%的教学课时已无法正常进行，其中四分之三是因为缺勤教师得不到替补，80%的小学建筑使用年限更超过50年。
法国确实是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公共开支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但这绝不是一个“高福利养懒人”的简单逻辑，而是福利体系内部分配严重不对称的事实。养老金领取者的权益受到制度近似绝对的保护，而面向年轻人和郊区的公共服务则成为财政压缩的主要来源，分配给“未来”和“边缘”的资源正被吞噬殆尽。
财政层面的困境之所以难以化解，根本原因是因为产业层面竞争力的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的工业增加值曾位列全球第一，领先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但到2025年，法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已降至9.5%，远低于德国18%和意大利接近15%的水平。2025年法国全年工业岗位流失近2万个。
去工业化并不是法国独有的现象，但由于其刚性的公共开支，使财政几乎失去了“增长走出债务”的可能。毕竟，当经济增速下调而债务利息和养老金支出仍在攀升，削减赤字就只能付出极其高昂的政治经济代价。
法国政府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结构性的被动：如果继续借债维持现状，利息支出会不断增加，不仅会招致欧盟财政纪律的严厉制裁，更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如果大幅削减支出缓解债务，就必须直接砍掉公共服务，面临社会的抗议动荡乃至选举败落，直接把政治代价集中到执政者自己身上。
不只是“移民不融入”
法国的经济和财政窘境传导渗透到社会层面，加剧了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甚至本来只属就业、福利、治安的问题，被放大成族群对立乃至民族宗教冲突。全法现在有超过1500个“城市政策优先街区”，也就是所谓的“敏感街区”，居住着约540万人，其中四成属于贫困人口。郊区移民聚集区的青年失业率普遍超过30%，部分街区甚至接近40%。
如果把这一现象简单归因于“移民不融入”显然不符合事实。很多移民集中在相对封闭的聚居区，那里生活闭塞，尤其是在教育资源方面严重匮乏，且移民本身因为自身文化程度有限，无暇也无力对子女进行辅导。这种居住隔离与教育资源分配的相互强化，使相当一部分移民后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处在劣势位置，也就很难获得“知识改变命运”的机会。
高福利虽然在法国扮演着重要的“兜底”作用，让长期失业者不至于立即坠入绝对贫困，却没有给社会底层走出聚居区的通道。这一制度实际上仅止步于“不让人掉下去”，却未能“把人拉上来”，是一种以维持稳定为目标的消极包容，而非积极的融合。当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在聚居区中看不到改变处境的现实路径时，经济上的贫困就逐渐转化为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尤其是经济层面的财政收缩与产业流失首先冲击的就是这些最需要公共服务的地区，这种边缘化就进一步被固化。说到底，这种固化并不是所谓的文化问题，更是一种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长期积累。
应对无力的治理赤字
面对当前的社会震荡，法国政府并非没有采取行动。在治安层面，多座城市对13岁以下甚至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宵禁，政府增派警力、调整情报与部署。法国总统马克龙本人甚至早在2023年就曾提出对参与骚乱未成年人的父母处以经济处罚。在财政层面，政府发布了多项促进“城市政策优先街区”机会平等的政策，涵盖儿童支持、青年发展、生活环境改善和经济创业。这些措施覆盖了治安、郊区、教育、就业和财政等多个维度。
从行政角度看，政府一直在运转，也一直在想办法，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出台的措施也并不直接等于治理的有效。比如2025年7月，利摩日市长就曾在骚乱事件后坦言：“年轻人制造了骚乱，没有人能拦截和逮捕他们，宵禁毫无用处。如果没有警力来执行这项措施，则毫无意义。”法国全国目前仅有约2万名专门受过维持秩序训练的共和国保安队和机动宪兵，面对多点多城同步的街头冲突，警力规模捉襟见肘。在法国当前的政治条件下，任何深层次的改革都只能停留在“被提出”的阶段，而无法进入“被决策”的阶段。
2024年6月，马克龙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后，再次选出的议会呈现左翼、中间派、极右翼“三足鼎立”的悬浮格局，没有任何一个阵营拥有稳固多数，而且相互都几乎没有妥协与联合。这使得议会几乎无法通过任何实质性的法案，因为提议者都会遭受多数人的反对。马克龙任内更换了7位总理，追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同一总统任内总理更迭最多的纪录。这就很能说明法国的政治现实。
尤其是当国家年度预算需要以绕过议会或面临倒阁的方式才能落地时，政府就已经失去了通过代议制程序完成自身法定职能的能力。宵禁和罚款之类的措施之所以被优先选择，不是因为多么有效，而是因为执行中不需要立法多数，也不需要进行跨阵营妥协。这是政治可行性最高的工具，也恰恰是治理效能最低的工具。
当然，这种社会的不平静目前不仅发生在法国，也在欧洲很多国家同时上演，只是法国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这些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法国发展与治理的双重困境。发展制约了治理的能力，治理低下反过来制约发展前景。更值得警惕的是，治理能力的削弱恐为极端选项提供土壤，而极端主义上升又会进一步压缩温和政治空间。当一个国家越来越擅长回应症状，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时，街头的平静就只能是暂时的，治理的赤字也会愈加沉重。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29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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