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健康置于文明价值的核心

刘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这一重要论断，将全球健康治理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大视野之中，彰显以生命福祉为价值标尺的文明追求，也为理解健康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根本遵循。人类文明新形态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结晶。这一新形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健康具有特殊位置——它既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交汇点。把健康置于文明价值的核心，是理解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关联的关键。

健康是目的，而非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明的最高价值，而健康是实现这一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工人健康的摧残，指出资本“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批判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出发，揭示了资本积累与劳动者健康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中，健康在不同生产方式中的定位存在根本区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障健康是发展的手段，劳动力的再生产从属于资本增殖的需要；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保障健康不仅是发展的手段，也是发展的目的，劳动力再生产最终服务于人的解放。这一区别，决定了两种文明形态在健康治理上的不同逻辑，也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根本的价值坐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不能仅以经济增速来衡量，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健康公平程度是更根本的标尺。

超越资本逻辑的健康治理

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不可否认的历史性成就。自19世纪以来，清洁水源、疫苗接种、抗生素的普及、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使这些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婴儿死亡率显著下降。全民医保、基层医疗、公共卫生监测体系在多数发达国家已相当成熟。这些都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然而，这些成就的惠及范围和可持续性，正面临结构性挑战。经合组织数据显示，在其成员国中，最低收入群体报告患有长期慢性病的比例（44%）比最高收入群体（28%）高出16个百分点。收入不平等本身就在系统地影响人口健康——这不是治理技术的不足，而是资本积累逻辑在健康领域的必然表现。健康保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始终以资本增殖的需要为限度：当劳动者的健康能够维持劳动力价值时，它被关注；当保障健康需要限制资本积累时，它便被搁置。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农业时提出了“物质变换”概念，指出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获取食物、水和空气，又将生产和消费的排泄物返回自然，这一循环的顺畅运行是健康的前提。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大量营养物质从农村运往城市消费，却未能使其返回土地，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循环的断裂。福斯特将这一断裂概括为“代谢裂缝”。这一裂缝不仅是土壤肥力衰竭的根源，更是健康危机的结构性根源：被污染的水源、恶化的空气、退化的土壤，最终都以健康损害的形式回到人身上。发达国家在国内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市空气质量大幅改善。但这种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将污染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实现的。中心地区的生态恢复和生活资料供给，通过对外围地区土地、资源和劳动力的持续占用获得支撑，原本局部的代谢矛盾被重组为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平等。这一结构性问题根源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分工，而非某个国家的政策选择。

在劳动条件与精神健康领域，发达国家同样呈现出进步与局限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劳动立法、职业安全标准、心理健康服务在多数发达国家已达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的“过度劳动”以新的形式延续。这些事实说明，发达国家的健康成就是真实的，但其普惠性和可持续性受到资本逻辑的结构性限制。

中国在健康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全民医保覆盖超过13亿人、脱贫攻坚显著改善了贫困人口的健康条件。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流动人口的健康服务可及性有待提高，生态环境改善与健康需求的匹配仍需加强。这些问题在表象上与发达国家面临的健康不平等有相似之处，但根源和解决路径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发达国家的健康不平等根植于资本积累逻辑，是制度性的；中国面临的健康问题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和制度完善程度的反映。前者在资本主义框架内难以根治，后者则通过以健康为中心的实践在不断解决。这种自我审视的坦诚，恰恰是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内在要求——它不是对自身问题的回避，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全球健康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以健康为中心的中国实践

中国通过健康中国战略、全球卫生合作、中医药国际传播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2016年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核心是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这意味着健康不再仅仅是卫生部门的职责，而是农业、教育、住房、环境、就业、交通等所有政策领域的共同目标。

在精神卫生领域，中国将心理健康纳入健康服务体系，2018年启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以杭州市西湖区为例，该区自2019年启动试点，2024年建成运行区级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各村（社区）全覆盖设立心理咨询室或社会工作室，形成了政法、卫健双牵头，多部门协作，镇街、村社全覆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这一实践的文明意义在于：它把心理健康从“个人问题”重新定义为“社会问题”，从“治疗问题”重新定义为“治理问题”，为全球精神卫生改革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经验。

在全球健康治理中，中国坚持不以政治条件为前提、不以商业利益为导向，以受援国实际健康需求为出发点。截至2025年，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3亿剂疫苗，向34个国家派遣了医疗专家组。中国卫生专家基于中缅边境合作创造的“1—3—7”防控模式，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纳入《全球消除疟疾技术指南》。在传统医药领域，中医药已传播至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近50个外国政府签订了中医药合作协议，高质量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30个、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中医药）31个。

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涵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存在深刻的价值同构性。两者都以人民为中心，超越资本逻辑，追求公平正义，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通过健康中国战略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国内治理层面的可行性：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用制度安排保障健康公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进一步表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也关注心理的完满——它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是身心统一的全面发展。中国通过全球健康合作展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国际层面的开放性：不搞卫生霸权，不附加政治条件，以受援国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建设为目标。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面对全球卫生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困境、知识结构的不平等、商业决定因素对健康的侵蚀以及气候变化的健康威胁，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推动结构性改革而非仅仅技术性调整。唯有触及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和知识权力格局，健康才能真正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价值，每个人才能享有健康这一基本权利——不仅是身体的健康，也包括心理的健康，更包括享有清洁空气、安全水源和稳定气候的生态权利。

把健康置于文明价值的核心，不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对文明发展逻辑的根本重构。它把健康从“发展的成本”变为“发展的目的”，把人的生命和福祉置于文明价值的核心。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互证互释，将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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