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龙
清晨五点半，摩尼镇的雾气还未散尽，一阵清亮急促的起床号，便划破了乌蒙山区的寂静：“嘀嗒—嘀嗒—嘀嗒嗒—嘀嘀——”这熟悉的节奏，瞬间唤醒了全镇百姓新的一天。这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场景，吹号的人叫谢金澄，他是我的干爹。那时，他每天都站在摩尼镇平街最高处的石台阶上吹号。军号上的红绸在晨风中猎猎作响，穿越岁月的号声，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摩尼镇的街道呈马鞍形，中间低、两头高，南边叫“平街”，北边叫“老街”，凹下去的中间一段叫“街弯子”，这就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没有江南的小桥流水，却有“横断山，路难行”的豪迈与苍凉。《长征组歌》里的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刻在叙永、古蔺这片土地人们骨子里的印记。当年，红军在这里四渡赤水，穿插迂回，把革命的火种撒遍了川南的山山水水。而我，便是在这片红色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新一代。
小时候，总听老人们念叨“过红军”。那时候我不懂，长征明明只有一次，怎么会有“第一次过红军”“第二次过红军”？长大后我才明白，中央红军在古蔺、叙永境内几进几出，像捉迷藏一样反复周旋，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奇迹。1935年初，遵义会议刚刚开完，中央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山区。老人们都记得，当时的中央纵队，就驻扎在摩尼镇一带。
干爹是江西上饶玉山人，1929年，13岁的他就参加了红军。因为年纪小，被送去学吹号，成了一名司号员。他在强渡乌江战役中身负重伤。1935年2月2日，部队行至摩尼镇，干爹因伤势太重，实在无法跟上大部队，便留了下来，从此隐姓埋名，给人放羊、学做裁缝糊口。他将那两本红军号谱视若生命，用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羊圈的墙缝中。新中国成立后，干爹才把沉甸甸的绝密号谱献给了国家，后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在我的记忆里，干爹总是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衣裳，腰杆挺得笔直。他坚持每天吹响起床号，军号声成了20世纪50年代摩尼镇一道独特的风景。他说：“号声就是命令，听到号声，就得拼命往前冲。”
新中国成立后，干爹担任摩尼镇营业所主任，营业所是人民银行设在区、乡一级的基层网点。这样重要的地方，这么多钱款放在营业所，晚上怎么办？有强盗来偷怎么办？我把这份担心问长辈，大人们说：谁敢！哪个人不知道谢主任是红军，借一百个胆子给他，他们都不敢。我知道干爹晚上也住在营业所里，我觉得那里坚固得像是一座城。
记得每次吹完军号后，干爹都要用军号上的红绸子，认认真真反复擦拭军号内外。干爹也教我吹过军号，我拿在手里，憋足劲也吹不出声音来。他告诉我如何用舌头顶、如何运气，时间长了，我也能够吹出一些欢快的号声。数十载聆听他讲长征故事、烽火岁月里的生死历险，成为我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长征的记忆，不仅仅是老人的讲述，它还藏在山歌里，刻在石板路上。我记得干爹偶尔也会哼唱一些特别的调子，后来才知道，那是江西苏区的“拆字山歌”，是干爹他们从老家带过来的。比如那首唱“工”字的：“二字原来两头空，中间加一竖认成工。工农团结紧，革命成了功，工字半边加三点嘛咿呀咿哟……”还有唱“王”字的：“三字原来三画长，中间加一竖认成王。王子背上枪，勇敢上战场，王字半边加三点嘛咿呀咿哟，汪洋大海嘛把名哟扬嘛呀嗨嗬。”
几十年后，我重返故地摩尼，特意爬上了雪山关。这里是蔡锷北上讨袁的战场，也是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站在关口，山风呼啸，我仿佛听到了历史的回响。那不仅是古代戍卒的叹息，更是九十多年前红军战士坚定的脚步声，是干爹谢金澄手中军号激昂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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